具和小儿书；队长命我做“友好使者”向村公社送礼。我不会说话，老先生们教了我一
套。我记得村里还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典礼接受礼物，表示感谢。村里的大妈起初都不愿
把孩子“圈起来”，宁可让孩子自由自在地“野”。曾招待我和女伴同炕睡觉的工人大
嫂就表示过这种意见。可是幼儿园的伙食好，入园的孩子渐渐多起来。工人大嫂家的二
娃子后来也入幼儿园了。我问她吃了什么好早饭，她说吃了“苟儿勾”（豆儿粥），我
听了很馋。
扫盲也是我们的一项工作。“蒙娜·丽莎”等一群大姑娘都做出拿苕帚扫地的姿势，
笑说：“又要来扫我们了！”她们说：“干活儿我们不怕，就怕‘扫’我们。干了一天
活儿，坐下直瞌睡，就是认不进字去！”我曾亲身经历，领会到体力、脑力井不分家，
同属于一个身体；耗尽体力，脑力也没有多余了。
我女伴儿和我得到一项特殊任务：专为党支书肖桂兰扫盲。因为她常说：“我若能
把事情一项项写下来，不用全装在脑袋里，该多轻松啊！”可是她听到“扫盲”，就和
村里的大姑娘们一样着急说：“又来扫咱们了！”她当然没工夫随班上课。我们的队长
让我和女伴儿自动找她，随她什么时候方便，就“送货上门”式教她。我们已跟她说好，
可是每到她家，总扑个空，我怀疑她是躲我们。
不知谁的主意，提倡“诗画上墙”。我们那个贫穷的山村，连可以题诗作画的白墙
也没有几堵。我们把较为平整的黄土墙也刷白了利用。可是诗和画总不能都由外来受教
育的知识分子一手包办啊。我们从本村的小学校里要了些男女学生的作文，虽有错别字，
而且多半不完整，意思却还明白。我们把可用的作文变成“诗”，也就是“顺口溜”，
署上作者的名字。每首“诗”都配上一幅“画”，有些墙上剩留些似画非画的图痕，我
们添补成“画”，再配上一首“诗”。我们一队七个老人，没一人能画。村上有一个能
画的小伙子，却又不是闲着没事的，只能乘他有空，请来画几笔。我和女伴儿掇一条长
板凳，站在上面，大胆老面皮一同挥笔画了一棵果实累累的大树，表示“丰收”。村里
人端洋着说：“不赖。”这就是很好的鼓励了。天气严寒，捧着砚台、颜色缸的手都冻
僵了，可是我们穿街走巷，见一堵平整的墙，就题诗作画，墙上琳琅满目，村子立即成
了个“诗画村”。有一幅“送公粮”的画，大约出于那位能画的小伙子之手，我们配上
了诗，却捏造不出作者的名字，就借用了一位村干部的大名。我们告诉了那位干部，并
指点他看了“诗”、“画”和署名。他喜得满面欢笑，宛如小儿得饼。我才知道不仅文
人好名，老农也一个样儿。村里的小学校长命学生把墙上的“诗”抄在红红绿绿的纸上，
贴在学校门口，算是他们那学校的成绩。我们有几位老先生认为那是“剽窃”。就算是
“剽窃”，不也名正言顺吗！墙上都明写着作者的大名呢！有的村里汇集了几个村的
“诗”，印成小册子。上面的顺口溜竟是千篇一律，都是什么“心里亮堂堂”呀，“卫
星飞上天”之类。我自己编造的时候，觉得纯出“本店自造”，竞不知是抄袭了人——
或者竟是别的村子抄袭了我们？不过这阵风不久就刮过了。
我们串门儿的时候，曾见到有几家的条桌上摆着一只钟，罩在玻璃罩下。可是一般
人家都没有钟表。如要开会，说明八点开，至早要等到九点或九点半，甚至十点。有一
次是在一个较远的礼堂开一个什么报告会。我们准时到会，从七点半直等到近十一点，
又累又急又无聊又饿。不记得那次的会是否开成，还是草草走过场的；我怀疑这是否相
当于“怠工”的“怠会”。一般学习会在食堂附近开，老乡们在一个多小时里陆续到齐，
发言倒也踊跃。老大妈老大爷一个个高声嚷：“我说说！”说的全是正确的话，像小学
生上课回答教师他学到了什么。如果以为他们的发言反映他们的意见，那就错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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