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给我们看。那不过是两手各拿一把剑，摆几个姿势，并不像小说里写的一片剑光，不
见人影。我看了很失望。那时候，她还算是喜欢我的，我也还没嫌她，只是并不喜欢她，
反正和她不亲。
我和二姑母也不亲，但比较接近。二姑母上海启明女校毕业，曾在徐世昌家当过家
庭教师，又曾在北京和吉林教书。我家房子还没有全部完工的时候，我曾有一二年和她
同睡一屋。她如果高兴，或者我如果问得乖巧，她会告诉我好些有趣的经验；不过她性
情孤僻，只顾自己，从不理会旁人。三姑母和她不一样。我记得小时候在北京，三姑母
每到我们家总带着一帮朋友，或二三人，或三四人，大伙儿热闹说笑。她不是孤僻的。
可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她到我们家的时候，她只和我父亲有说不完的话。我旁听不感兴趣，
也不大懂，只觉得很烦。她对我母亲或二姑母却没几句话。大概因为我母亲是家庭妇女，
不懂她的事，而二姑母和她从来说不到一块儿。她好像愿意和我们孩子亲近，却找不到
途径。
有一次我母亲要招待一位年已半老的新娘子。三姑母建议我们孩子开个欢迎会，我
做主席致辞，然后送上茶点，同时演个节目助兴。我在学校厌透了这一套，可是不敢违
拗，勉强从命。新娘是苏州旧式小姐，觉得莫名其妙，只好勉强敷衍我们。我父亲常取
笑三姑母是“大教育家”，我们却不爱受教育，对她敬而远之。
家庭里的细是细非确是“清官难断”，因为往往只是个立场问题。三姑母爱惜新房
子和新漆的地板，叫我的弟弟妹妹脱了鞋进屋，她自己是“解放脚”，脱了鞋不好走路，
况且她的鞋是干净的。孩子在后园玩，鞋底不免沾些泥土，而孩子穿鞋脱鞋很方便，可
是两个弟弟不服，去问父亲：“爸爸，到旱船去要脱鞋吗？”我父亲不知底里，只说
“不用”。弟弟便嘀咕：“爸爸没叫我们脱鞋，她自己不脱，倒叫我们脱！”他们穿着
鞋进去，觉得三姑母不欢迎，便干脆不到她那边去了。
三姑母总觉得孩子不如小牲口容易亲近。我父亲爱猫，家里有好几只猫。猫也各有
各的性格。我们最不喜欢一只金银眼的纯白猫，因为它见物不见人，最无情；好好儿给
它吃东西，它必定作势用爪子一抢而去。我们称它为“强盗猫”。我最小的妹妹杨必是
全家的宝贝。她最爱猫，一两岁的时候，如果自个儿一人乖乖地坐着，动都不动，一脸
称心满意的样儿，准是身边偎着一只猫。一次她去抚弄“强盗猫”，挨了猫咪一巴掌，
鼻子都抓破，气得伤心大哭。从此“强盗猫”成了我们的公敌。三姑母偏偏同情这只金
银眼儿，常像抱女儿似的抱着它，代它申诉委屈似的说：“咱们顶标致的！”她出门回
来，便抱着“强盗猫”说：“小可怜儿，给他们欺负得怎样了？”三姑母就和“强盗猫”
同在一个阵营，成了我们的敌人。
三姑母非常敏感，感觉到我们这群孩子对她不友好。也许她以为我是头儿，其实我
住宿在校，并未带头，只是站在弟弟妹妹一边。那时大姐在上海教书，三姐病休在家，
三姑母不再喜欢我，她喜欢三姐姐了。
一九二七年冬，三姐订婚，三姑母是媒人。她一片高兴，要打扮“新娘”。可是三
姑母和二姑母一样，从来不会打扮。我母亲是好皮肤，不用脂粉，也不许女儿搽脂抹粉。
我们姐妹没有化妆品，只用甘油搽手搽脸。我和三姐刚刚先后剪掉辫子，姐妹俩互相理
发，各剪个童化头，出门换上“出客衣服”，便是打扮了。但订婚也算个典礼，并在花
园饭店备有酒席。订婚礼前夕，三姑母和二姑母都很兴头，要另式另样地打扮三姐。三
姑母一手拿一支管子，一手拿个梳子，把三姐的头发挑过来又梳过去，挑出种种几何形
（三姑母是爱好数理的）：正方形、长方形、扁方形、正圆形、椭圆形，还真来个三角
形，末了又绕上一个桃儿形，好像要梳小辫儿似的。挑了半天也不知怎么办。二姑母拿
着一把剪子把三姐的头发修了又修，越修越短。三姐乖乖地随她们摆布，毫不抗议，我
母亲也不来干涉，只我站在旁边干着急。姐姐的头发实在给剪得太短了；梳一梳，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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