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天试演，一天请男宾，一天请女宾，借我去做戏里的花神，把我的牛角小辫儿盘
在头顶上，插了满头的花，衣上也贴满金花。又一次开运动会，一个大学生跳绳，叫我
钻到她身边像卫星似的绕着她周围转着跳。老师还教我说一套话。运动场很大，我站在
场上自觉渺小，细声儿把那套话背了一遍，心上只愁跳绳绊了脚。那天总算跳得不错。
事后老师问我：“你说了什么话呀？谁都没听见。”
我现在回想，演戏借我做“花神”，运动会叫我和大学生一同表演等等，准是看三
姑母的面子。那时候她在校内有威信，学生也喜欢她。我决不信小学生里只我一个配做
“花神”，只我一个灵活，会钻在大学生身边围绕着她跳绳。
一九一八年，三姑母由教育部资送赴美留学。她特叫大姐姐带我上车站送行。大姐
姐告诉我，三伯伯最喜欢我。可是我和她从来不亲。我记得张勋复辟时，我家没逃离北
京，只在我父亲的一个英国朋友波尔登（Bolton）先生家避居几天。我母亲给我换上新
衣，让三姑母带我先到波尔登家去，因为父亲还没下班呢。三姑母和波尔登对坐在他书
房里没完没了地说外国话，我垂着短腿坐在旁边椅上，看看天色渐黑，不胜焦急，后来
波尔登笑着用北京话对我说：“你今天不回家了，住在这里了。”我看看外国人的大菱
角胡子，看看三姑母的笑脸，不知他们要怎么摆布我，愁得不可开交，幸亏父母亲不久
带着全家都到了。我总觉得三姑母不是我家的人，她是学校里的人。
那天我跟着大姐到火车站，看见三姑母有好些学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师。一位老
师和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学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惊奇。三姑母站在火车尽头一个小阳
台似的地方，也只顾拭泪。火车叫了两声（汽笛声），慢慢开走。三姑母频频挥手，频
频拭泪。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几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泪。我虽然早已乘过多次火车，可是
我还小，都不记得。那次是我记忆里第一次看到火车，听到“火车叫”。我永远把“火
车叫”和哭泣连在一起，觉得那是离别的叫声，听了心上很难受。
我现在回头看，那天也许是我三姑母生平最得意、最可骄傲的一天。她是出国求深
造，学成归来，可以大有作为。而且她还有许多喜欢她的人为她依依惜别；据我母亲说，
很多学生都送礼留念；那些礼物是三姑母多年来珍藏的纪念品。
三姑母一九二三年回苏州看我父亲的时候，自恨未能读得博士，只得了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的硕士学位，我父亲笑说：“别‘博士’了，头发都白了，越读越不合时宜了。”
我在旁看见她头上果然有几茎白发。
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
狗”。
我记得她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到苏州长住我家的。我们的新屋刚落成，她住在最新的
房子里。后园原有三间“旱船”，形似船，大小也相同。新建的“旱船”不在原址，面
积也扩大了，是个方厅（苏州人称“花厅”），三面宽廊，靠里一间可充卧房，后面还
带个厢房。那前后两间是父亲给三姑母住的。除了她自买的小绿铁床，家具都现成。三
姑母喜欢绿色，可是她全不会布置。我记得阴历除夕前三四天，她买了很长一幅白“十
字布”，要我用绿线为她绣上些竹子做帐围。“十字布”上绣花得有“十字”花的图样。
我堂兄是绘画老师。他为三姑母画了一幅竹子，上面还有一弯月亮，几只归乌。我不及
把那幅画编成图案，只能把画纸钉在布下，照着画随手绣。“十字布”很厚，我得对着
光照照，然后绣几针，很费事；她一定要在春节前绣好，怕我赶不及，扯着那幅长布帮
我乱绣，歪歪斜斜，针脚都不刺在格子眼儿里，许多“十”字只是“一”字，我连日成
天在她屋里做活儿，大除夕的晚饭前恰好赶完。三姑母很高兴，奖了我一支自来水笔。
可惜那支笔写来笔划太粗。背过来写也不行。我倒并不图报，只是看了她那歪歪扭扭的
手工不舒服。
她床头挂一把绿色的双剑——一个鞘里有两把剑。我和弟弟妹妹要求她舞剑，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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