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钟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
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好比学士通
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
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看小说何需注释呢？可是很多读者每对一本小说发生兴趣，就对作者也发生兴趣，
并把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当作真人实事。有的干脆把小说的主角视为作者本人。高明的
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不过他们说，作者创造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他个
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这话当然很对。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创作的一个重要成
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
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①。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要
从创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
酿成了酒；从酒里辩认酿酒的原料，也不容易。我有机缘知道作者的经历，也知道酿成
的酒是什么原料，很愿意让读者看看真人实事和虚构的人物情节有多少联系，而且是怎
样的联系。因为许多所谓写实的小说，其实是改头换面地叙写自己的经历，提升或满足
自己的感情。这种自传体的小说或小说体的自传，实在是浪漫的纪实，不是写实的虚构。
而《围城》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尽管读来好像真有其事，实有其人。
①参看《事实—故事—真实》（《文学评论》一九八○年第三期十七页）。
《围城》里写方鸿渐本乡出名的行业是打铁、磨豆腐，名产是泥娃娃。有人读到这
里，不禁得意地大哼一声说：“这不是无锡吗？钱钟书不是无锡人吗？他不也留过洋吗？
不也在上海住过吗？不也在内地教过书吗？”有一位专爱考据的先生，竟推断出钱钟书
的学位也靠不住，方鸿渐就是钱钟书的结论更可以成立了。
钱钟书是无锡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一
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Litt．）学位，然后
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他本想读学位，后来打消了原意。一九三八年，清华大学聘
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
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钟书九、十月间回国，在
香港上岸，转昆明到清华任教。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他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
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
一家逃难住上海。一九三九年秋，钟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
老病，要钟书也去湖南照料。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
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这样，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一九四○年暑假，他和
一位同事结伴回上海探亲，道路不通，半途折回。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广西到海防搭
海轮到上海，准备小住几月再回内地。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来相
访，约他再回联大。值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他写过一首七律《古
意》，内有一联说：“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另一首《古意》又说：
“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诈雨晴”，都是寄托当时羁居沦陷区的怅望情绪。《围城》
是沦陷在上海的时期写的。
钟书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华初识，一九三三年订婚，一九三五年结婚，同船到英
国（我是自费留学），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国，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国。我母亲一年前
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我急要省视老父，
钟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
的上海建立“分校”。二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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