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执行者是一群十几岁的男女孩子。我们在笑骂声中不知跑了多少圈,初次意识到自
己的脚底多么柔嫩。等我们能直起身子,院子里的人已散去大半,很可能是并不欣赏这
种表演。我们的鞋袜都已不知去向,只好赤脚上楼回家。
那位“极左大娘”还直在大院里大声恫吓:“你们这种人!当心!把你们一家家扫
地出门!大楼我们来住!”她坐在院子中心的水泥花栏上侦察,不时发出警告:“X门X
号!谁在撕纸?”“X门X号!谁在烧东西?”一会儿又叫人快到大楼后边去看看,
“谁家烟筒冒烟呢!”夜渐深,她还不睡,却老在喝问:“X门X号!这会儿干吗还亮着
灯?”
第二天清晨,我们一伙都给赶往楼前平房的各处院子里去扫地并清除垃圾。这是前
夕不知谁下的命令。我去扫地的几处,一般都很体谅。有的说,院子已经扫过了,有的
象征性地留着小撮垃圾给我们清除。有一家的大娘却狠,口口声声骂“你们这种人”,
命我爬进铁丝网拦着的小臭旮旯,用手指抓取扫帚扫不到的臭蛋壳和烂果皮。押我的一
个大姑娘拿一条杨柳枝作鞭子,抽得我肩背上辣辣地痛。我认识她。我回头说:“你爸
爸也是我们一样的人。”因为我分明看见他和我们一起在席棚里登台示众的。那姑娘立
起一对眼珠子说:“他和你们不一样!”随手就猛抽一鞭。原来她爸爸投靠了什么有权
力的人,确实和我们不一样了。那位姑娘的积极也是理所当然。
宿舍大院的平房里忽出现一个十六七岁的红卫兵。他星期日召集大楼里的“牛鬼蛇
神”去训话,下令每天清早上班之前,扫大院、清除垃圾,还附带一连串的禁令:不许
喝牛奶,不许吃鱼、吃肉、吃鸡蛋,只许吃窝窝头、咸菜和土豆。当时已经有许多禁令,
也不知是谁制定的,如不准戴草帽,不准撑阳伞,不准穿皮鞋等等。我们这群“牛鬼蛇
神”是最驯良、最和顺的罪犯,不论谁的命令都一一奉行。因为一经“揪出”,就不在
人民群众之中,而在人民群众之外,如果抗不受命,就是公然与人民为敌,“自绝于人
民”。“牛鬼蛇神”互相勖勉、互相安慰的“官话”是“相信党,相信人民”,虽然在
那个时候,不知有谁能看清党在哪里,人民又是谁。
“极左大娘”不许我家阿姨在我家干活,因为她不肯写大字报骂我。可是她又不准
阿姨走,因为家有阿姨,随便什么人随时可打开门进来搜查。默存的皮鞋领带都给闯来
的红卫兵拿走了,又要拿打字机。阿姨撤谎说是公家的,没让拿。我教阿姨推说我们机
关不准我家请阿姨,“极左大娘”只好放她走,我才关住了大门。阿姨临走对我说:
“你现在可以看出人的好坏来了——不过,还是好人多。”这当然是她的经验之谈,她
是吃过苦的人。我常想,好人多吗?多的是什么样的好人呢?——“究竟还是坏人少”,
这样说倒是不错的。
“扫地出门”很多地方实行了;至少,造反派随时可闯来搜查。家家都有“罪证”
得销毁。宿舍里有个“牛鬼蛇神”撕了好多信,不敢烧,扔在抽水马桶里。不料冲到底
层,把马桶堵塞了。住楼下的那位老先生有幸未列为“权威”,他不敢麻痹大意,忙把
马桶里的纸片捞出漂净,敬献革命群众。这就引起宿舍里又一次“揪斗”。我回家较晚,
进院看见大楼前的台阶上站满了人,大院里也挤满了人,有坐的,有站的,王大嫂是花
匠的爱人,她一见我就偷偷向我摆手。我心知不妙,却又无处可走,正迟疑,看见平房
里的张大妈对我努嘴,示意叫我退出去。可是“极左大娘”已经看见我了,提着名字喝
住,我只好走上台阶,站在默存旁边。
我们都是陪斗。那个用杨柳枝鞭我的姑娘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发推子,把两名陪斗的
老太太和我都剃去半边头发,剃成“阴阳头”。有一位家庭妇女不知什么罪名,也在我
们队里。她含泪合掌,向那姑娘拜佛似的拜着求告,总算幸免剃头。我不愿长他人志气,
求那姑娘开恩,我由她剃光了半个头。那是八月二十七日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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