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审问我：“给钱钟书通风报信的是谁？”
我说：“是我。”
“打着手电贴小字报的是谁？”
我说：“是我——为的是提供线索，让同志们据实调查。”
台下一片怒斥声。有人说：“谁是你的‘同志’！”
我就干脆不称“同志”，改称“你们”。
聪明的夫妇彼此间总留些空隙，以便划清界线，免得互相牵累。我却一口担保，钱
钟书的事我都知道。当时群情激愤——包括我自己。有人递来一面铜锣和一个槌子，命
我打锣。我正是火气冲天，没个发泄处；当下接过铜锣和槌子，下死劲大敲几下，聊以
泄怒。这来可翻了天了。台下闹成一片，要驱我到学部大院去游街。一位中年老干部不
知从哪里找来一块被污水浸霉发黑的木板，络上绳子，叫我挂在颈上。木板是滑腻腻的，
挂在脖子上很沉。我戴着高帽，举着铜锣，给群众押着先到稠人广众的食堂去绕一周，
然后又在院内各条大道上“游街”。他们命我走几步就打两下锣，叫一声“我是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我想这有何难，就难倒了我？况且知识分子不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吗？叫又何妨！我暂时充当了《小赖子》里“叫喊消息的报子”；不同的是，我既是罪
人，又自报消息。当时虽然没人照相摄入镜头，我却能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在半空中，
观看自己那副怪模样，背后还跟着七长八短一队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那场闹剧实
在是精彩极了，至今回忆，想象中还能见到那个滑稽的队伍，而我是那个队伍的首领！
群众大概也忘不了我出的“洋相”，第二天见了我直想笑。有两人板起脸来训我：
谁胆敢抗拒群众，叫他碰个头破血流。我很爽气大度，一口承认抗拒群众是我不好，可
是我不能将无作有。他们倒还通情达理，并不再强逼我承认默存那桩“莫须有”的罪名。
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
“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
五帘子和炉子
秋凉以后，革命群众把我同组的“牛鬼蛇神”和两位本所的“黑”领导安顿在楼上
东侧一间大屋里。屋子有两个朝西的大窗，窗前挂着芦苇帘子。经过整个夏季的曝晒，
窗帘已陈旧破败。我们收拾屋子的时候，打算撤下帘子，让屋子更轩亮些。
“牛鬼蛇神”的称呼已经不常用；有的称为“老家伙”。“老家伙”的名称也不常
用，一般称“老先生”。我在这一伙里最小——无论年龄、资格、地位部最小，揪出也
最晚。同伙的“牛鬼蛇神”瞧我揪出后没事人儿一般，满不在意，不免诧怪。其实，我
挨整的遭数比他们多（因为我一写文章就“放毒”，也就是说，下笔就露馅儿，流露出
“人道主义”、“人性论”等资产阶级观点）。他们自己就整过我。况且他们是红专家，
至少也是粉红专家，或外红里白专家，我却“白”而不“专”，也称不上“家”。这回
他们和我成了“一丘之貉”，当然委屈了他们，荣幸的是我。我们既然同是沦落人，有
一位老先生慨然说：“咱们是难友了。”
陈翔鹤同志一次曾和他的难友发了一点小牢骚，立即受到他领导好一顿训斥，因此
他警告默存：“当心啊，难友会卖友。”我为此也常有戒心。不过我既然和难友风雨同
舟，出于“共济”的精神，我还是大胆献计说：“别撤帘子。”他们问“为什么？”我
说：“革命群众进我们屋来，得经过那两个朝西的大窗。隔着帘子，外面看不见里面，
里面却看得见外面，我们可以早作准备。”他们观察实验了一番，证明我说的果然不错。
那两个大破帘子就一直挂着，没有撤下。
一位难友曾说：“一天最关键的时刻是下午四时。传我们去训话或问话往往在四点
以前，散会后群众就可以回家。如果到四点没事，那一天就平安过去了。”他的观察果
然精确。不过自从我们搬入那间大屋，革命群众忙于打派仗，已不大理会我们。我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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