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作业”。我们得报告假日做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又得写心得体会。放假前还得领
受一顿训话，记着些禁令（如不准外出等）。可是有一次，一个新战斗团体的头头放假
前对我们的训话不同一般。我们大家都承认过一项大罪：“拒绝改造”。他说，“你们
该实事求是呀，你们难道有谁拒绝改造了吗？‘拒绝改造’和‘没改造好’难道是一回
事吗？”我听了大为安慰，惊奇地望着他，满怀感激。我自从失去人身，难得听到“革
命群众”说这等有人性的语言。
我“下楼”以后，自己解放了自己，也没人来管我。有一次，革命群众每人发一枚
纪念章和一部毛选。我厚着脸去讨，居然得了一份。我是为了试探自己的身份，有个曾
经狠狠挨整的革命派对我说，“我们受的罪比你们受的厉害多了，我还挨了打呢。”不
错呀，砸抽屉、抄文件的事我还如在目前。不久后，得势的革命派也打下去了。他们一
个个受审问，受逼供，流着眼泪委屈认罪。这使我想到上山下乡后的红卫兵，我在干校
时见到两个。他们住一间破屋，每日拣些柴草，煮些白薯南瓜之类当饭吃，没有工作，
也没人管，也没有一本书，不知长年累月是怎么过的。我做“过街老鼠”的日子，他们
如饿狼一般，多可怕啊。曾几何时，他们不仅脱去了狼皮，连身上的羊毛也在严冬季节
给剃光了。我已悟到“冤有头，债有主”；我们老家伙也罢，革命小将也罢，谁也不是
谁的敌人。反正我对革命的“后生”不再怕惧。
在北京建筑地道的时期，摊派每户做砖，一人做一百块，得自己到城墙边去挖取泥
土，然后借公家的模子制造，晒干了交公。那时默存已下干校，女儿在工厂劳动，我一
人得做砖三百块。这可难倒了我，千思万想，没个办法。我只好向一位曾监管我的小将
求救。我说：“咱俩换工，你给我做三百块砖，我给你打一套毛衣。”他笑嘻嘻一口答
应。他和同伴替我做了砖，却说我“这么大年纪了”，不肯要我打毛衣。我至今还欠着
那套毛衣。
干校每次搬家，箱子都得用绳子缠捆，因为由卡车运送，行李多，车辆小，压挤得
厉害。可是我不复像下干校的时候那样，事事得自己动手，总有当初“揪出”我们的革
命群众为我缠捆。而且不用我求，“披狼皮的羊”很多是大力士，他们会关心地问我：
“你的箱子呢？捆上了吗？”或预先对我说好：“我们给你捆”。默存同样也有人代劳。
我们由干校带回家的行李，缠捆得尤其周密，回家解开绳索，发现一只大木箱的盖已经
脱落，全靠缠捆得好，箱里的东西就像是装在完好的箱子里一样。
我在干校属菜园班，有时也跟着大队到麦田或豆田去锄草，队长分配工作说：“男
同志一人管四行，女同志一人管两行——杨季康，管一行。”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干农活
有一手。有两个能手对我说：“你一行也别管，跟我们来，我们留几根‘毛毛’给你
锄。”他们一人至少管六行，一阵风似的扫往前去。我跟在后面，锄他们特意留给我的
几根“毛毛”。不知道的人，也许还以为我是劳模呢。
默存同样有人照顾。我还没下干校的时候，他来信说，热水瓶砸了，借用别人的，
不胜战战兢兢。不久有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来找我，说他就要下干校，愿为“钱先生”
带热水瓶和其他东西。他说：“不论什么东西，你交给我就行，我自有办法。”热水瓶，
还有装满药水的瓶，还有许多不便邮寄的东西，他都要求我交给他带走。默存来信说，
吃到了年轻人特为他做的葱烧鲫鱼和油爆虾，在北京没吃过这等美味。干校搬到明港后，
他的床位恰在北窗下，窗很大。天气冷了，我一次去看他，发现整个大窗的每条缝缝都
糊得纹丝不透，而且干净整齐，玻璃也擦得雪亮，都是“有事弟子服其劳”。我每想到
他们对默存的情谊，心上暖融融地感激。
我们从牛棚下楼后，房子分掉一半。干校回来，强邻难与相处，不得已只好逃亡。
我不敢回屋取东西，怕吃了眼前亏还说不清楚。可是总有人为我保镖，帮我拿东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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