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火的称赞，能激起人家反感；也可能是借吹捧这人，来贬低那人。
听话而如此逐句细解，真要做到“水至清则无鱼”了。我们很不必过分精明；虽然
人人说话，能说话的人和其他艺术家一般罕有。辞令巧妙，只使我们钦慕“作者”的艺
术，而拙劣的言词，却使我们喜爱了“作者”自己。
说话的艺术愈高，愈增强我们的“宁可不信”，使我们怀疑，甚至恐惧。笨拙的话，
像亚当夏娃遮掩下身的几片树叶，只表示他们的自惭形秽，愿在天使面前掩饰丑陋。譬
如小孩子的虚伪，哄大人给东西吃，假意问一声“这是什么？可以吃么？”使人失笑，
却也得人爱怜。譬如逢到蛤蟆般渺小的人，把自己吹得牛一般大，我们不免同情怜悯，
希望他天生就有牛一般大，免得他如此费力。逢到笨拙的馅媚，至少可以知道，他在表
示要好。老实的骂人，往往只为表示自己如何贤德，并无多少恶意。一个人行为高尚，
品性伟大，能使人敬慕，而他的弱点偏得人爱。乖巧的人曾说：“你若要得人爱，少显
露你的美德，多显露你的过失。”又说：“人情从不原谅一个无需原谅的人。”凭这点
人情来体会听说话时的心理，尤为合适。我们钦佩羡慕巧妙的言辞，而言词笨拙的人，
却获得我们的同情和喜爱。大概说话究竟是凡人的艺术，而说话的人是上帝的创造。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钟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
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
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
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
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
黯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
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捧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
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时候，他
听着钟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
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也许钟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一次钟书为某
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面尴尬，直向钟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余悸，怪钟书“胡
闹”。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他带几分不好意思，随着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有幽默的。
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
许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
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大人说的话，也许孩子不宜听，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
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
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
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在登登一阵凌乱的脚
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
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濒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
但过了一会儿，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
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喝，夹杂着梅馥
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
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淡。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
大家又坐了一会儿，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阿聪前年回国探亲，钟书正在国外访问，阿聪对我说：“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
说话呀！”上年他到我家来，不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听钱伯伯说话”，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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