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太极拳，学气功，也接受过气功师的治疗，我也曾接她到北京休养，都无济于事。阿
必成了长病号。阿七和我有时到上海看望，心上只是惦念。我常后悔没及早切实劝她
“细水长流”，不过阿必也不会听我的。工作拖着不完，她决不会定下心来休息。而且
失眠是她从小就有的老毛病，假如她不翻译，就能不失眠吗？不过我想她也许不至于这
么早就把身体拖垮。
胜利前夕，我爸爸在苏州去世。爸爸带了姐姐等人去苏州之前，曾对我说：“阿必
就托给你了。”——这是指他离开上海的短期内，可是语气间又好像自己不会再回来似
的。爸爸说：“你们几个，我都可以放心了，就只阿必。不过，她也就要毕业了，马上
能够自立了。那一箱古钱，留给她将来做留学费吧，你看怎样？”接着爸爸说：“至于
结婚——”他顿了一下，“如果没有好的，宁可不嫁。”爸爸深知阿必虽然看似随和，
却是个刚硬的人，要驯得她柔顺，不容易。而且她确也有几分“西碧儿”气味，太晓事，
欠盲目。所以她真个成了童谣里唱的那位“我家的娇妹子”，谁家说亲都没有说成。曾
几次有人为她向我来说媒，我只能婉言辞谢，不便直说阿必本人坚决不愿。如果对方怨
我不出力、不帮忙，我也只好认了。
有人说：“女子结婚忧患始。”这话未必对，但用在阿必身上倒也恰当。她虽曾身
处逆境，究竟没经历多少人生的忧患。阿必最大的苦恼是拖带着一个脆弱的身躯。这和
她要好、要强的心志调和不了。她的病总也无法甩脱。她身心交瘁，对什么都无所留恋
了。《名利场》再版，出版社问她有什么要修改的，她说：“一个字都不改。”这不是
因为自以为尽善尽美，不必再加工修改；她只是没有这份心力，已把自己的成绩都弃之
如遗。她用“心一”为笔名，曾发表过几篇散文。我只偶尔为她留得一篇。我问她时，
她说：“一篇也没留，全扔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带病去开会，还曾得到表扬。到“清队”阶段，革命群众要她
交代她在国际劳工局兼职的事。她写过几次交代。有一晚，她一觉睡去，没有再醒过来。
她使我想起她小时不肯洗脸，连声喊“逃逃逃逃逃！”两脚急促地逃跑，总被妈妈捉住。
这回她没给捉住，干净利索地跑了。为此她不免蒙上自杀的嫌疑。军医的解剖检查是彻
底的，他们的诊断是急性心脏衰竭。一九七九年，复巴大学外语系为杨必开了追悼会。
阿必去世，大姐姐怕我伤心，先还瞒着我，过了些时候她才写信告诉我。据说，阿
必那晚临睡还是好好的。早上该上班了，不见她起来。大姐轻轻地开了她的卧房门，看
见她还睡着。近前去看她，她也不醒。再近前去抚摸她，阿必还是不醒。她终究睡熟了，
连呼吸都没有了。姐姐说：“她脸上非常非常平静。”
一九九○年六月
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
读报得知钱穆先生以九十六岁高龄在台北逝世的消息，默存和我不免想到往日和他
的一些接触，并谈起他《忆双亲》一书里讲他和默存父亲交谊的专章。那章里有一章讲
默存，但是记事都错了。九月五日晚，我忽得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季季女
士由台北打来电话（季季女士前曾访问舍间），要我追记钱穆先生和我“同车赴北京”
（当时称“北平”）的事。虽然事隔多年，我还约略记得。我问季季女士：“我说他记
错了事可以吗？”她笑说：“当然可以。”不过我这里记他，并不是为了辨错，只是追
忆往事而已。
钱穆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提及曾陪“钱钟书夫人”同赴北京。他讲的是一九三三年初
秋的事。我还没有结婚，刚刚“订婚”，还算不得“钱钟书夫人”。五十、六十年代的
青年，或许不知“订婚”为何事。他们“谈恋爱”或“搞对象”到双方同心同意，就是
“肯定了”。我们那时候，结婚之前还多一道“订婚”礼。而默存和我的“订婚”，说
来更是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爸爸很赏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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