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半导体装在一个肥皂盒里！”白莉说。
“听半导体有什么见不得人，用得着大半夜偷着听？”小方似信非信。
“反正啊，”田巧巧说，“夜里她远比白天活泛——什么恶习？……”
乔怡似乎是这场议论的局外人，伹她捧着一本书并没看进去。她也在琢磨这只小耗子。那时除黄小嫚之外，这一屋子新兵已全被起用，参加了演出，连十三岁的桑采也在《红灯记》最后一场里，捞了个辨不清面目的“切光造型”。
每晚上，桑采把化妆盒一夹，总要对眼巴巴的黄小嫚叮嘱一句：“喂，你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帮我们把暖壶灌满，演出回来我们好洗脚。”
每到这时黄小嫚便装着在地上寻找什么，头也不抬，表示压根儿没听见她的话。不过等大家演出回来时，暖壶总是满的。
有一次，乔怡把夜餐时桌上剩的小圆面包用手绢兜了两只，那面包烤得相当诱人，表皮还用芝麻和果酱做了图案。回屋时见黄小嫚正坐在床沿上洗脚，乔怡把面包递给她：“专门酬劳你的——你老给我们打开水。”
她脸突然红了，接着眼睛往两旁看看，似乎怕别人听见乔怡的话。见她并不伸手来接，乔怡只得笑笑，将面包搁在属于她的那个桌角上。乔怡后悔不迭地想，这样做不仅没好处，反而伤了她的自尊心。谁没有自尊心呢？谁愿意接受这明摆着的“剩余价值”呢？而那面包已经放在她桌上，再拿回来就更说不过去了。
第二天早晨，乔怡发现面包不见了，那条兜面包的手帕也洗干净了，正晾在她床栏上滴着水珠。
乔怡嫌恶地看看黄小嫚，她却若无其事的样子，似乎毫无感觉。
乔怡不愿把这事讲给别人听。这是她素来的性格，任何事到她这里都迅速沉入心底，连她自己也无法测探它的深度，它的潜流和潮汐。
大家正议论着，黄小嫚推门进来了。她进门的姿态也很奇特：先轻轻拧门把，弄出个缝，把头伸进来，似乎断定没什么危险了，才将整个身体蹭进来。
这是午饭后，午睡前，是一天中说长论短的最佳时刻。
大家见她进来，相互递了个意味深长的眼色便住了嘴。她看看所有人，似乎猜出她们刚才的话题与她有关。她不自在地笑笑。这个屋里的人已成习惯，没十二分必要，决不搭理她。她倒无所谓，本来与人谈话就是她的负担。她走到自己床边，摸摸这个，弄弄那个，动作急促而无效率，一件衬衫也要叠半天。她的床在门后的角落里，门一开，外面的亮光涌进来，把整个屋子的黑暗都挤到属于她的一隅，所以很难弄清她在那里搞些什么名堂。
一年后，终于有一天在排练新节目的时侯，演员名单中出现了黄小嫚的名字。这名字被众多的名字挤得缩作一团。
她比其他女演员矮半头，排队形时象流畅的阶梯陡然塌陷。
她尽管天天早到晚退，折腾得大汗如洗，可导演连看都不看她一眼。
这个新节目的导演是黎教员，主管业务，也称黎队长。据说他年轻时是某大歌舞团的尖子，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后下放到这个野战军当宣传干事，之后又重操旧业。当初他是上海方面军的主考官，乔怡等人全蒙他的慧眼才穿上军装，不过黄小嫚不能不说是他遴选中的唯一失误。
他走进排练场的第一个动作，是将手里短得不能再短的烟蒂扔掉，踩灭，这意味着一切就绪。
“哎，合唱队站好队形！舞蹈队扎起架势！乐队操起家伙！……”
这是配合政治形势赶排的一个大型歌舞。“预备——开始！”
一片嘈杂声止住，定音鼓擂响了。据说舞蹈演员们要在激越的伴唱中拥上舞台。黎队长不假思索，顺口溜似的形容道：“如潮水，似海涛，表现亿万军民‘批林批孔’的热潮——势不可挡！……”
人群中的黄小嫚挺胸收腹地站在末尾，象挂了个零头。她显示出一副非同小可的神情，两眼头一次发亮，目不转睛地盯着正在作剧情渲染的黎队长，脸上带着并不使人愉快的奉承。她在着装上似乎动了番脑筋：脚上穿着崭新的练功鞋，白得扎眼。那本来就细得不近情理的腰上，勒了一根很宽的板带，让人看着实在残酷。板带是新的，鲜红色，与天蓝色的练功服形成强烈的对比，似乎在提醒人们，她——“小耗子”终于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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