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我专程到成都，找到了牧马班的两个骨干成员。她们在谈到近十年的牧马生活时，情绪中有种壮烈的东西。她们并不像我见到的大部分军垦农场的知青，充满被别人愚弄的愤怒，或是打趣一切的玩世不恭。我看见她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作服，胸前印着“安全生产”的字样，头发已花白，面颊上被炎日灼伤的疤痂，已永久烙在她们的容貌上。其中一个是牧马班的副班长，最后一个离开草地。她说车开到一些洼地时，看见许多大牲口的白骨被雨水冲到了那里。她说着眼里便有了泪。那些已变成累累白骨的军马是她不得不遗弃的光荣与梦想，是她不得不正视的被勾销的一段年华。我在今天写后记时再次回忆她的模样，她那双不大的眼睛有种奇特的单纯。不知这样的一个女性在今天会怎样生活，可会感到尤其孤独。
一九九二年，我因第二次在台湾获文学奖而被邀请访台。入境手续却一直到一九九三年才获准。一九九二年八月中旬，颁奖典礼已结束半年多了，我的到达似乎很踩不到板眼。当时《少女小渔》正要拍成电影，因而我也颇借光地在几个主要大报上露脸，挺是幸运儿的样子。尔雅出版公司的老板隐地先生刚出版了《少女小渔》，正在读《雌性的草地》。刚回美国，就收到隐地先生的传真，说：“……书还只读到一半，隐约感到它是一本奇书。”于是就决定出版了。一九九三年底，我便收到了《雌》的尔雅版，黑中渗绿的封面，一只马头的巨大阴影。看来出版者对这片“雌性草地”的神秘与叵测、凶险与魅惑有一番揣测。
我的朋友陈冲读完《雌》后对我说：“很性感！”我说：“啊？！”她说：“有的书是写性的，但毫不性感；你这本书却非常性感。”英文中的Sensuous不完全是性感的意思；是更近于感官的、更近于生理的一种审美活动，以区别阅读带给人的思维运动。把女性写成雌性，这个容纳是大得多，也本质得多了。雌性包含女性的社会学层次的意义，但雌性更涵有的是生物学、生态学，以及人类学的意义。我一直在想陈冲说的“性感”，是不是指此。因为雌性的世界，是感性的世界，有着另一套准则，建造另一种文化，根底便是感官、感知。我一向很在意陈冲的意见，她是个酷爱读书的人，读过许多好书，尤其当代西方文学。似乎是读书的余暇去做电影明星的。
这时是美国西海岸时间的早晨十点，我坐在白色的书桌前。桌上有中、英字典，几十本正在读和刚读完的书与杂志，还有稿纸、笔和几种式样、色彩的发夹。窗帘是深绿的，窗外是松树及美国蔚蓝色的领空。而我在为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冲动做着些归纳，为了不使它有太多的时过境迁之感。二十多年前的我，在那顶帐篷里，嗅着牦牛奶煮稀粥的热膻气，丝毫没有想到那一切都将成为一本书，在国内和国外出版。那时十六岁的我，醒来在芳草深处，第一眼看到自己白色的枕巾上，一排血红的字，“将革命进行到底”。我很年轻很蒙昧的心里，只感觉到我和所有牧马班女孩一样，承诺了某个伟大的遗志，这承诺是必须以牺牲、献身来兑现的。那时的我，绝想不到我会坐在一个美国中产阶级之家的窗口，宁静而淡泊地写着这篇后记——那帐篷内二十个日夜竟有了如此的后果。那些马、那些女孩，还有一块块印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雪白枕巾，都怎样了呢？
——写在“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祭
母亲去世后的第八天，我已在南京夫子庙状元楼酒店的会议大厅里了。这里是“南京大屠杀历史学术国际研讨会”的会场。我似乎急于要从令我喘不出气来的悲哀中走出来，或说，是想借集体性的祭奠来疏导自己个体性的悲哀。母亲恰是南京人，一九三七年岁尾的那场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她只有四岁，并不记得什么，因此我是从未听她讲到哪怕是极不可靠的一点印象。例如外婆在世时，常念叨“跑反”或是“跑鬼子反”，想必指的就是逃避这场浩劫吧。
我早就听说了这个大会，还听说一些日本人也会来参加。我只是把会议日期记得很牢，并不知道会址。八月十二日这天，两位《南京日报》的记者来为我做一个专题采访，谈的都是我近年的写作。我忽然想到，一场重大的国际会议，对于记者们，一定是个顶热门的选题。于是我问他们是否知道会址所在，他们相互看一眼，回答说：“不知道有这个会议啊。”我说；“这么大的事——尤其对南京人，你们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朋友大老远从美国回来参加呢！”看见我一脸的不可思议，他们略带惭愧地解释，因为报社有各种分工，也许这不属于他们的分工范畴。我“哦”了一声，表示认同他们解释的合理性。但我面孔上的困惑一时消散不去。两位记者都十分年轻，举止言谈以及穿戴都还是十足的校园气。对于他们，生活中有太多更为贴切的选题。已作史的事物，再重大，也难引起他们的激情了。早些天，我托了一些亲眷去打听会址，最有成果的消息是：有座纪念馆在江东门，到了那里可能就找到这个国际性大会会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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