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apeofNanking》一书中，编者们把这场持续六星期之久的大屠城以“屠杀”、“强奸”、“抢劫”、“纵火”等罪恶形式来分章。所有的图片解说都有着学者式的客观，以调动人的理性为原则。尽管如此，我仍是缺乏那股冷静的力量来将它一口气读完。坦率地说，我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完成了阅读。图片那地狱似的残酷，使我一次又一次虚弱得看不下去。再次捧起它来时，往往是数周以后了。阅读间断最长的，是我读到“强奸”的章节。一些被轮奸后的中国女性，被迫暴露私处，有的被迫以自己的手将下体无遗展露。看到此我浑身冷汗，似乎感到那恐怖与我并没有六十年的间隔，甚至觉得被糟践的也不止那一代的南京女性。即使日军士兵当时的行为是由人向兽的一个偶然退化，那么事后将此邪恶摄入相机，并长久地私藏下来，我不能想象，是怎样生性残忍、暴虐的人才能在理性恢复后还能正视自己曾犯下的罪恶！因此我怀疑那暴虐是信仰所至，也就是植根于理念的。
在我翻阅这部大型图片册时，我总是不断翻回到图图大主教（DesmondMpiloTutu）为此图片册写的序言：“人类相互之间残暴行为的恶性发展看来是无止境的。……我相信人类本性中有一种缺陷，若任其自由放纵，那么这种缺陷会在人们之间引起猜疑、疏远和迫害，甚至导致作为‘最终解决方式’的种族灭绝行为。”
《TheRapeofNanking》让我看到，六十年前发生在南京的悲惨一幕，离图图大主教所指的“最终解决方式的种族灭绝行为”并非很远了。我甚至认为，更为可怕的是那种“灭绝行为”中的理念基础，是那种把某个信条发展到极致从而歇斯底里的精神因素。这不幸是日本民族本质中的一个缺陷。更不幸的是，六十年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并没有摒弃六十年前的信条，正是这信条使他们否认当时南京发生的一切，拒绝对那一切承负任何责任。
我试着设想这本书传到当年的肇事者那里，他们将会如何反应。书的编辑者以史学者及社会科学者的立足高度，对每一桩陈述作出求证。其中没有控诉情绪，却有一种“历史不容强奸”的镇定和沉着。我想，这本书仅是第一步，它仅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在内的人类提供了大量线索，而真正的、普遍的对于《TheRapeofNanking》的反省与思考尚待开始。犹太民族数十年来呕心沥血，以详尽的宣传、报导来雪耻对他们民族的大屠杀，出版了无数的书籍、纪念册，制作了无数纪录片、故事片，写进了各种教科书。犹太人的这种对自己民族及人类负责任的态度，从此终止了有史以来世界对犹太民族的公然歧视。而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受外族侵害最深的民族之一。因此，雪耻被“Rape”的南京，以及雪耻被“Rape”的历史将恢复的是人类文明必不可少的公理。
我注意到自己在这篇文章的写作中用英文的“Rape”取代中文的“强奸”。自然是因为英文对我不具有中文那样直接的刺伤力。中文的“强奸”二字给我的痛苦——这痛苦多半来自屈辱，是我无法回避的。由此想到我之所以一再延迟对《TheRapeofNanking》的了解，是我在逃遁这含有深深屈辱的痛苦。记得我的长篇小说《扶桑》问世后，有的读者读到书中描写早期中国移民所遭受美国人欺辱时，感觉到不适。我们即使有过尊严遭践踏的历史，最好还是被忘却，最好我们自己也不要提醒。不提醒、忘却，似乎那段历史便不复存在。如峨眉山那幅著名的对联所说“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于不了了之”。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宽厚和浑沌同时是美德亦是弱点，同时是积极亦是消极。而“不了了之”是对后世不负责的态度。正如大主教图图在《Rape》一书的前言中所说：“无视历史真相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犯罪，至少是对后世心灵的严重损害。”
就在我写此文章前夕，我又收到史咏寄来的《TheRapeofNanking》的增补本。增补部分是他在参加“南京大屠杀历史学术国际研讨会”之后搜集的鉴证性文献。其中一部分是日本军队在屠杀过程中的机密电报，还有的就是各宗教埋尸组织的记录，最难得的，是一些日军官兵的战地日记。方方面面的证据全呈出了，对于历史真实的强奸，必得终结于此。然而报复并不是《Rape》一书著者们的企图。一切追究的终结是出于那心愿——和解。这就是为什么书中不见以牙还牙的情感煽动和民族主义的召唤。书的著者们是不屑于民族主义立场的，他们试图让历史自身来求证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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