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直跟大学里那样连名带姓地称呼对方。有时他想，到老了他俩还会跟大学同学似的。这样反而浪漫，一生一世的做同学。
“杨志斌，这么晚了，烟就不要抽了嘛！”韩淼在床上叫，声音跟办公室里很不同，既无助又权威。对抽烟的恶感，是韩淼和美国女人学来的文明。
他赔理地说：“就抽一根！上班六个钟头不能抽……”
他在一个办公大楼上班，穿件紫红制服，手里拿个报话器。旋转玻璃门边置张桌子，下班时间过后，进楼的人必须在桌上摊的簿子上签名和记下进出的时间。有什么事报话器是通警察的。上班快一年了，杨志斌不知“有什么事”会是什么事。进楼的人像看不见他一样直接到簿子前签名。有不知规矩的，他只需小叫一声：“Excuseme！……”那人便拐回来，还是跟没他这个人似的，直冲那桌子和簿子去，唰唰划上名字。即使他谦卑的手指点出他签错的位置，还是不能使他的存在获得承认。那人抱歉地笑笑，纠正自己，嘴里客套两句。抱歉和客套也不是具体的，有针对的，总之他是在人们大而无当的无知觉里尽职。
韩淼又叫两声“杨志斌”。他有了一点讨厌的心情，却不完全是讨厌妻子。他走到阳台上。阳台很小，像国内所有人家一样，这阳台是狭小空间的一个挣扎。在美国，他们的居处没那么挣扎的，不过是舍不得阳台冤枉地空在那儿，这里的中国人家都不习惯在空间运用上太挥霍，有车库的人家车库常是盛剩余物资的，车却泊在公用地盘上。实在盛不下，就举办个“GafsgeSale”，或是“YardSale”。一间车库的东西全倾倒出来，开肠破肚般的，花花绿绿的杂碎铺出偌大一摊：改朝换代的家具，衣服，成年的孩子们曾经的玩具，骑过的自行车，主妇们图便宜买回却不想活受罪去穿的各色高跟鞋。杨志斌逛这类旧物摊子是享受的。他有次买回四张塑料餐椅，椅子腿一条不残，一共才花了四块钱。韩淼听了价钱，快乐的人都轻盈了，利落地把它们擦洗一新。现在这些椅子一只摞一只，摞在阳台角落，上面还放一只装满旧书的纸箱。紧挨那一对仿青铜的天使，也是从某家的“车房拍卖”买的。其余是一些旧厨具、餐具，两个台灯，一对蜡盏，还有一幅镶在镜框里的佛像浮雕。零零碎碎的是些瓷花瓶，水晶摆设、几打音乐磁带和两把吉他。一只没有梳妆台的梳妆凳，粉红夹银花纹的缎面，温柔得不够正派。大部分东西是直接从别家车库搬进这阳台的。没多少花费就把阳台堆个半满，韩淼和杨志斌对这点很知足。至于每添件东西就多一层尘垢的积攒，就少了几度活动半径，他们不以为然。他们还尚待发现最时髦的富有是空空荡荡。就像那次在迪妮斯家看到的那气魄很大的空荡，四千尺的屋几乎什么也没有，墙都空出来挂画，地板冷傲闪光，托着无比精细的一块绿地毯，很遥远的，摆了些沙发、椅子。一行楼梯旋上去，旋入一个炮台似的小格局。（我听迪妮斯说，人睡在那上面。）韩淼和杨志斌为如此荒诞的空间运用几番交流眼色。从迪妮斯的Party回来，韩淼对杨志斌说：“摆两个篮球架，迪妮斯家可以赛球。”杨志斌直是感叹地摇头，不屑评说地苦笑。他们去过现代美术馆，几幅画是大大小小几张帆布，上面涂了白颜料，画框却是煞有介事，一点不偷工减料。那时杨志斌刚进入“伴读”角色，到美国不满一礼拜，韩淼告诉他，画这些空白的艺术家很有名，这个画派也有说法，叫“Minimalism”，就是表达的无限缩减，简化成零，相反零又是无限的表达。韩淼在跟他讲解时，她自己也是没半点心服的。她和他的认识最后统一了，认为那类画家在拿全人类开玩笑。（韩淼告诉我，迪妮斯的房就让他们想起那派被称为“画”的空白来。）
烟抽到一半，杨志斌想起阳台也不是抽烟的地方。楼上一家人打过两次电话来，请他不要在阳台上吸烟。烟冒到上面去，把三个孩子两个大人给祸害了。电话是和气的，第二次比第一次还和气。女主人他是见过的，见了便笑，牙齿全笑在脸外面。三十八九岁，牙上还箍着金属矫正器。跟她女儿一样，未来会有个矫正过的标准笑容。
杨志斌掐掉烟，很不舍得外面凉而辣的空气，慢吞吞拉开门。忽听见楼上也在开门、关门。楼上人家不知谁又给他无辜地祸害一次。说不定女主人专到阳台上等着捉拿他这股烟味的。脚步在他头顶吱吱地走走停停。听也听得出，那是拥挤热闹的一个家庭，也是不荒废任何一寸领土而放满新旧家具和摆设。也跟他两口子一样，在憋足劲存钱，存够了去买个带车库带小院的宅子来，好有更大空间去填塞（迪妮斯那样阔绰的空间的确有些不成话，我们中国人觉得住在塞满家什的地方比较安全）。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严歌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