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撇下了我，我好难过好难过。我已经连张大嘴喘粗气的力气也没了。我认了。
“别……我真的听见了！”蔡玲显然被人扯将起来。
“我肯定听见了！是陶小童的声音！”
“要发泥石流了！”许多人劝她。
“再找找……”
孙煤突然说：“别吵，听——是不是喘气声？”
我哗哗地流着泪，因为我的嗓子眼好象有了点要发声的意思。我感觉到了。
“陶——小——童！”
我纳闷我怎么会发出这种声音，象虫叫，又细又沙。但我毕竞不是一声不吭了。
“陶——小——童——你——在——哪？”
蔡玲用她宽厚的女中音叫道。这个黑夜，一位女中音歌唱家诞生了，因为她苦练了若干年，终于在这一刻领略了歌唱要领。她现在的声音光滑圆润，听上去回肠荡气。过去她一张口，她的声乐老师就说：“你的声音象一团肉。你永远也找不到位置！”她为“一团肉”的嗓音曾哭得死去活来。可就在这一刹那，她成了歌唱家，找到了他们那一行最重要的“位置”。
我继续用尽全身力气，让嗓子发出虫叫。
人们兴奋了。我这点可怜又可怕的声音捉弄得他们东跑西奔，一会儿说声音在这边，一会儿说好象在那边。
我使劲“叫”着。好象新学会一样把戏，兴致很高地抓紧练习。
“陶——小——童！”
蔡玲，你回去就这样喊给你老师听听，他保准心花怒放。我快不行了，每“叫”一声，元气就耗掉一部分。我听见有人朝我的方位走来……
“陶小童！你在这儿吗，陶小童？……”
你来晚了，班长。我感到身体深深地往下一坠，世界和我不再有什么关系。就这样，我死了。没错，这才叫真正的死呐。
好象有两个月时间，班长孙煤夜里睡得很规矩。陶小童也对这事放松了警惕，因为“人防”工程，人人都累脱一层皮。
下了大雨，工程被迫停工，大家只好撤回去开总结会。徐北方拿了个本子，在会上画画，给每个人画像，谁发言他就画谁。炊事班长叫吴太宽，他在纸上只画了半只鼻子和一张嘴，但大家一看马上明白他画的谁。伙房打菜的窗口开得极小，似乎为避免内外感情交流，生出偏心眼来，于是每次打菜，大家只能看见吴班长半只鼻子和一张嘴。
那“人防”工程开始声势浩大，干到最后就剩下部队和小学生了。刘队长的小儿子天天在工地上搬砖。他们的任务是把整块的砖从工地东边往西边搬，半截子砖再从西边搬回东边，一点不得含糊。刘队长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很象他，块头特足；小儿子叫“小半拉儿”，是个七个月的早产儿，因此长到一百二十五厘米，坚决不长了。他上小学六年级，红领巾拖到肚脐眼。队长的爱人在外地，每回探亲回来，都拿尺子仔细给“小半拉儿”量一番，尺码从来不变，有时“小半拉儿”见他妈伤心，就欠脚跟搞点鬼，又及时被他哥哥“大半拉儿”揭发。因此队长的家庭气氛是滑稽而不愉快的。
徐北方谁都画，就是从不画“小半拉儿”。画他就不厚道了。而且甭管你怎样如实地画，别人也会说你丑化他。
连下几天暴雨，浩大的“人防”工程改变了全市下水道，造成“内分泌”失调。积存的雨水再也不肯规规矩矩走老路，马路上车行如船。最壮观的是宣传队这个地势低洼的院子，似乎成了全市的蓄水池。门口那座高高的垃圾山淹得只剩个顶巅了。于是这院子又添了一大景：有了山，又有水。
团支书王掖生到处筑坝。宿舍楼地势稍高，坝可以筑得马虎些；厕所一定要拦严实，水若灌进去，再漫出来，这院子就不像话了；还有猪圈，猪那畜牲戏起水来搞不好要掉膘；还有米仓、煤囤、菜窑子。总之他很忙。
其他人都把长裤挽成短裤，站在排练厅开总结会。
彭沙沙一想，坏事了！一发大水，她藏的几把笤帚全得漂出来。有好多天没扫地了，她有些惆怅，因为会上大伙猛表扬陶小童，孙煤还扒开她的衣领，让许多人围上去看她肩膀上的大紫疱。大家一边看，孙煤一边讲解，声调简直像控拆什么。搞不好就这么个大紫疱，陶小童要先一步入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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