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那的的确确是洛桑兵站：两排红房，半个球场；那不是一队军车在进站？那小不点儿的身影不就是唐站长？我简直激动得要哭，哭得跑进兵站，扑到年轻的站长面前：我这一扑也是无可非议的吧？虽然什么也没发生，可我比死里逃生还索。在这时，我更感到唐站长就是我心目中的那个军人。
这藏族汉子蛮够朋友嘛。凭刚才那一番胡思乱想，我也该向他道歉。
我找到兵站卫生员，他听说给藏民瞧病，头摆得飞快。我说那孩子挺危险。
“越危险越去不得！”
“为什么？”
“老藏民的事情……”他又飞快地摆头。
我说：“他要死了怎么办？”
“死了谁都知道怎么办。”
“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就算是吧。”
“你不管人民死活……”
“就算是吧。”
我气疯了。这时正好唐站长从卫生室经过，我叫住他。卫生员抢先说：“打死我也不去。”
唐站长轻描淡写地说：“不去拉倒吧。”
我想我这双分得颇开的眼睛这时肯定聚到了一起。我就那么把站长死死盯着。好哇好哇，这就是我打心眼里爱慕的形象！我就那么盯着他，用我的黑白分明、并不美丽的眼睛。我要盯到他害臊，感动，或理亏。
可他一点都不在乎。“这种闲事你别管。”他好心好意对我说。
我垮掉了。真可怕，人就能在一瞬间随着自己精心塑造的东西垮掉。我伤心至极，看着这个陌生人。他完完全全是个陌生人，那熟识感、钦佩感、爱慕感骤然消失殆尽，连同他的英武、俊拔一块消失了。我别提多失望了，费这么大劲寻找、并认为终于找到的，不过是个误会。我心目中那个标准军人的底版一下子全然曝光。望着站长走出去的背影，我想：他并不怎样魁梧高大。
我自作主张拿了打虫药和其他一些药品，给了那病孩子。我这才知道，受那场惊吓太多余：这个藏族汉子是当地乡党委书记。坐他的马，就像在省城乘司令员的小卧车一样保险，同时应感到荣幸才对。
当晚给兵站作告别演出。正唱“八路军来了……”忽然冲进一个警卫战士。紧张地对唐站长嘀咕几句什么。站长脸一沉，马上跟他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回到饭堂，对演员们大喊一声：“停！”
刘队长从幕条后探出身间：“啥情况？”
“出事了！”站长挺凶地一挥手，“警卫班集合，都给我上岗楼待命！演出队找地方隐蔽！他们又要打兵站了！”
我们哪见过这阵势，简直像爆发了世界大战。从窗口望去，山坡上一溜火把，隐约可听见杂沓的马蹄声。火把渐渐逼近，已能看见那些被火光歪曲的脸。
电闸扳开了，一个温暖的兵站顿时落进夜的山谷。唐站长摸黑走到我们中间，让演出队连夜撤走。
“那合适吗？……”刘队长道：“到底怎么回辜？！”
“我也搞不清！”站长说，“你们今天给一个小孩治了病？……肯定给他吃错了药，他们找上门算账来了！这事发生不止一次了……”
我这才知道祸是我闯下的。这下我跑不掉了。
以团支书为首的几个男兵说，要撤女兵撤，他们留下帮兵站抵抗。女兵们一向恨自己没生在战争年代，了不起的事全让刘胡兰等人干完了，现在好了，可出事了，怎么甘心撤？
唐站长好歹把演出队弄上了车。车刚要开，又有人跑来报告，说他们的先头部队已堵了大门，车恐怕开不出去了。
听说全国闹武斗的年头，这个兵站就出过一次事件。那次有个得严重肝腹水的老乡，已奄奄一息，卫生员送了药去，但第二天人就死了。结果他们就来包围兵站，并扬言要放火把兵站烧掉。最后兵站抵挡不住，让他们冲进来，混战了大半夜。后来他们打饿了，弄走伙房所有的馒头和熟肉，才兴高采烈撤走。这一仗伤了兵站不少人，幸亏卫生员藏在大米箱里，不然准让他们宰了。
这时我才谅解了卫生员和唐站长。
没想到我闯下这么大祸，把兵站和演出队全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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