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民在兵站门口越聚越多。一名警卫战士从岗楼跑下来对站长说：“不知怎么搞的，他们一个劲唱歌！”
“发什么神经！谁唱歌？！”
“藏民啊！把我们都唱糊涂了！”
果然，歌声越来越响，听上去竟无敌意，甚至充满欢乐。但我仍感到恐惧。所有人都被这歌声搞得毛骨悚然。
当年铁木真的部队进攻时，马队排成鳌齐的方阵，每个骑手都用奇特的喉音连续发出短促的吼声，那吼声可怕极了，先就把你的精神吓得溃散。
但藏民只是唱唱而已，并不往兵站内侵犯。演出队陆续从车上下来，仍保持警惕。唐站长这时跑来宣布：解除战备！这群藏民是病孩子的姐姐领来感恩的！
我一露面，就被病孩子的姐姐认准。跟着我就被藏民包围了。所有火把扔在地上，聚起几大篷篝火。他们力气极大，我被拽得东倒西歪。他们把我拉到火边，我看见一只血淋淋的整羊。
乱哄哄的人群突然有了秩序。一个贼亮的女高音领唱，其他人团团围住篝火开始跳舞。不一会儿，兵站和演出队也加入了这种原始的舞蹈。伴奏的弦子是几根羊肠线绷在一只罐头筒上，拉起来尽管很动情，但总有些像羊叫。舞蹈永远绕着一个圈子，永远重复一个动作。我跟在唐站长身后跳，惊讶他的动作竟做得如此地道。我的心此刻充满宁静。
奇怪的宁静。我头脑清醒了，眼前的唐站长是个挺不错的人，但他决不是我刻意求慕的那个男性，那个救了我，又把永恒的魅力留在我心里的标准军人。
“不要想什么事，要平静。”
这时孙煤对我说。她知道我在想事哩。她能看透我就像我能看透她一样。
我还是想抓紧时间多想点什么。糊里糊涂、连总结都不做就死掉，是图省事，是对自己不负责。什么事都得有个总结，不然就没头没尾。我还来得及想很多事呢。
车猛颠一下，孙煤马上紧张地看看我。我还受得住。他们说我脊柱受了严重损伤，因此我的下肢像不在了，但并不感到十分疼。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车停下来。外面一片吵吵嚷嚷的声音。
“让开让开！先让我们过去！”孙煤喊道，“我们有急救伤员！”
吵嚷声越来越大，还夹着各种汽车喇叭。
“让开你也过不去！……”一个人说，“前面舟桥连在架桥！”
几个围绕我的医生一下散开，纷纷跳下车去：“怎么回事？这桥要架多久？”
“他们讲是讲三个钟头，我们已经第五个钟头了，影子都还没有！恐怕还要十个钟头！”
十个钟头我是无论如何等不及了。
“我去找舟桥连！”孙煤说着就跑远了。
紧接着，我们这辆车拉开刺耳的救护警报。我想，何必为我一个人把局势搞这么严重？
一回到成都，刘队长立刻被召去开会。他的儿子小半拉儿挤眉弄眼地到处说：“林秃子摔死啦！”
“啊？！你怎么敢……”大家想这孩子准疯了。
“我就敢叫他‘林秃子’！”他拍拍面积很可怜的胸脯。
小半拉儿最近心情很好。他多了个伙伴，是条肥肥的小狗。这只良种牧羊犬是孙煤那个女兵班救下的一条命，有次途经一个道班时，狗的兄弟姐妹正被人逐个烤了吃。狗名叫“颗勒”，因为它是条男狗。藏民叫“颗勒”就像内地管十分熟识的人叫“爷们儿”。回到成都，活玩具已长成一条真正的狗，站着、走着、叫着，都有点威风凛凛的味道了。除了小半拉儿整日跟它厮混，再没人顾上搭理它。因为刘队长开完那个重要会，马上又召集党员，然后是团员，然后是青年、群众。直到开会前，伊农听某个党员一口一个“林秃子”，他还结结巴巴要辟谣。炊事兵小周听完文件后，一下反映不过来，受了刺激，夜里大哭不止。炊事班长吴太宽问他抽什么风，他泣不成声地说：“不晓得毛主席现在还住不住在中南海……”原来他操心伟大领袖的安全。一切日常生活都停止了，这院子跟全国各地一样，每个人都呆呆傻傻，脑子却都在飞快地转，思考的尽是大事情。
最繁重的任务是写批判稿。孙煤这个班的稿子老收不齐。团支书指责她，她就快快活活地说：“我们班没文化！”她们班的女兵写一篇稿子，总要不断地往走廊上跑，然后站在走廊里喊：“X字怎么写？谁会写X字？”这时十几个房间就会给她十几种似是而非的答案。团支书只好派了几个有文化的到她们班，其中包括徐北方和小号手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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