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天，我清早起来去华语学校给那些小孩上课。走的时候思文还睡着。我怕浇豆芽有淋水的响声惊醒了她，就给她留了一张条子，写了“浇豆芽”三个字。上完课联谊会主席老宋开了车来接他的女儿，跟我讲起圣诞节准备组织一次活动，问我愿不愿参加筹备。我毫无兴趣，为了礼貌我跟他讨论了一个小时，最后又告诉他我想退学了。他见我不断看表，说：“你该回去了，林思文等你呢。那天一定来啊。”回到家里思文喜气洋洋地说：“豆芽已经洗了。”还表功地伸了漂得红红的手指给我看。我说：“怎么就洗了，到晚上明天早上才发好呢！”她说：“你自己留条子要我洗的！”我说：“我要你浇豆芽。”她从垃圾袋中把那张条子翻找出来，说：“哦，真的是个‘浇’字。”我说：“本来要到晚上，你提前了质量会受影响。”她不高兴说：“我刚洗的，你自己又不早点回来。我还累得腰酸背痛呢。”我说：“你现在是孕妇呢，也不小心一点。”她笑笑说：“没事，医生说了要多活动，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和平时一样。”既然洋医生都说了，那一定是对的，反正我也不懂。
第二天早上，思文一起来就说肚子痛，去了水房，回来神色大变，说：“有血。”我大吃一惊问：“多不？”她脸色苍白，说：“好多。”我从床上跳起来抓过电话想打给医院，又不知道号码。我急急地翻着电话号码簿，想叫一辆出租车。思文伏在桌子上捂了肚子脸色煞白冒着汗珠说：“我来。”我在一旁说：“救护车！”这提醒了她，她指指床上的外衣，说：“号码本！”我从衣服里摸出电话号码本给她。她伏在桌子上给医生打了电话，说：“救护车就来。”我扶了她到楼下去等，心里想着：“流产了。”不敢说出来。
外面很快响起喇叭，一辆白色救护车停在门口。我扶着思文到门口。车上跳下几个穿白衣的人，迅速从车中拉出一副担架放在雪地上，扶着思文躺下去。担架把我吓坏了，腿子直发抖。她躺下去的时候我发现她裤子上有血浸出来。在车上我拉着她的手，冰冷冰冷的。
思文被推进手术室去，我在外面坐着，似乎想了很多又似乎什么也没想。我的脑海象一片辽阔苍白的天空，各种念头象一只只大翅膀的鸟飞越而过。当我想盯住一只鸟仔细观察，它却振翅遥遥远去。终于我在心中确定了流产是已经无可挽回，可不知会有什么后遗症没有？接受了这一事实之后，我想到了它的意义。把我和思文联在一起的链条，现在已经断了。这种阴暗的想法使我全身发冷，那念头却不由自主地冒出来。潜藏在心底的思想又开始活动，我竭力想避开不去细想，但越是想避开就被自我提醒着避不开。我想象着许多神色阴沉的人在微雨的街道上走着，一张张苍白潮湿的面孔高低起伏，忽隐忽现，其中一个似乎就是自己。想看清楚时忽又闪到人群中不见了。坐在我对面的两个人神色凝重，沉默不语。墙上的挂钟在他们头顶滴答响着，越过沉默的时光，那均匀的不动声色的声音应合着我心跳的节奏，把时间切成细碎的残片。我忽然想着人是一种很不安全的动物，不然自己并不是个狠心的人，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产生这样的念头。这时我对世界产生了异样的感觉。觉得对世人世事要重新理解。强烈的怀疑和灰心情绪在心中弥散开来。
正默想着，有一个声音在我旁边说什么，我听不懂也没有注意。有人轻轻触我一下，我一看是个女护士，我呆望着她，她把手中一张表格放在矮桌上要我签字，并做了一个签字的手势，我才明白她是找我。我很快地在她手指着的地方签了名，她面无表情说声Thankyou一声，跨出几步，声音滚在喉咙里，又停下来，看着女护士拐了进去。
思文终于被推出来了，眼睛睁大着毫无表情。我跟了担架车走，一边问她“怎么样”，她眼睛眨一下算是回答了我。我想说几句宽慰的话却说不出，沉默着随推车进了电梯到三楼病房。医生吩咐几句，又拿来一些药和手纸离去了。我坐在床边望了她，她也望了我，都没有话。我想着实在应该说几句什么了，却说不出，也不知说什么好。她一只手露在毯子外面，我抓住了说：“冰凉的。”她轻轻挣开缩了进去，双眼毫无表情望着我，象要把我的脸看穿似的，我没有勇气迎接她的凝视，把目光转向邻床，那个女人正在看床头小电视，对了电视自己嘻嘻的笑。思文的目光追随着我，我倒觉得自己心里有什么鬼被她看透了，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不自然起来，好象都是故意做出来给她看的。我问：“还痛不痛？”她轻轻摇头。在难堪中，护士送来了三明治和牛奶，我接了盘子说：“吃点东西。”她又摇摇头。我得救似地问：“我回去给你做点中国饭菜来好不？”她点点头。我马上跑下楼，踩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往家里跑，一路上张开嘴喘着，在冷空气中吐着白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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