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子明说,说起来还跟你有关系。那时候你犯病,说是相思病。成城司令员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暗示我们做袁春梅的工作,让她跟你重叙旧情。我也就是那么一说,结果她就认为我搞阴谋。听说袁春梅把我祖宗八代的历史都查出来了,连军阀给我爷爷做寿的事情都翻出来了,看来她想把我打成投机革命呢?你也得小心,别看你们过去是恋人,这个女人要是钻进牛角尖,那是六亲不认的。
陈秋石说,老赵,我们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袁春梅不是那种整人的人。
赵子明说,那就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我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赵子明这次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曹政委找袁春梅单独谈话,确实通报了几个情报,也多数同三旅有关。关于袁春梅爱人在芜湖做地下工作被俘的事情,现已查明,确系叛徒出卖,但这个叛徒不是来自太行山,更不是军队,而是芜湖地下组织内部的人。但是袁春梅的爱人最后也成了叛徒,这件事情组织上不希望成为袁春梅的包袱。曹政委通报的第二个情况是,有人反映,淮上独立旅在跳出大别山之前,陈秋石和杨邑有过一次单独见面,就在觉灵寺内,曹政委说,如果这个秘密会晤真的存在,那问题就很严重,联系到陈秋石抗战之后的表现,令人忧虑,至少要对这个同志监控使用。纵队党委赋予袁春梅同志秘密监视任务,一旦发现陈秋石同志同杨邑秘密接触,或在战场上有异常行为,要及时向纵队报告,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这就是袁春梅心事重重的主要原因。
曹政委还向袁春梅通报了另外一个瞠目结舌的情况。早在她接替陈秋石担任军事调处执行小组负责人之后不久,江淮军区接到的《关于陈秋石同国军的交往》是署名的,写信人就是淮上独立旅参谋科长、也是她当时的直接下属冯知良。军区出于保护干部的目的,没有公布冯知良的名字。后来军区情报部门侦察出来了,冯知良写这封信,是因为同国军女军官王梧桐发生奸情,为敌人胁迫。我方没有对冯知良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敌人也没有对王梧桐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都是一个目的,放长线,钓大鱼。目前看来,冯知良在返回部队后,没有做过间谍工作,一方面可以解释为洗心革面,一方面也可以解释为隐藏得更深。曹政委说,关于冯知良的问题,我们有专人监控,你们旅里,也只限于你本人知道,留意就行,不到紧急情况,没有必要向陈旅长和赵政委通报。
从纵队部回来后不久,袁春梅就带了两个干事,到郭阳镇检查“铁锤支队”新式整军运动。
八
梁楚韵这段时间心情好多了,用袁春梅的话说是到基层感受了朝气蓬勃的战斗生活,她在同陈九川的接触当中逐渐改变了对这个人的看法,发现陈九川并不是她原先认为的草莽英雄,而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这对于她认识革命者、认识这支军队,都是有益无害的。尤其是后来陈九川教会了她开摩托车,简直太浪漫了。那段日子,她似乎忘记了忧愁,忘记了爱情受挫的痛苦,甚至忘记了战争的严酷现实。生活在郭阳镇上的梁楚韵,就像回到了少女时代,天真活泼。陈九川给她的印象越来越好,接触了一段时间,她甚至忽视了他是一个战功卓著的副团长,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弟弟。陈九川比她小三岁。
陈九川在跟梁楚韵单独相处的时候,也很轻松。一起散步,聊天,陈九川总是要问她,大城市的人是不是顿顿都有肉吃,大城市是不是有很多摩托车,大城市里有没有大河,大城市里的人睡的是什么样的床。她告诉陈九川,等把国军打败了,他就可以当一个大城市的人了,他要是好好学文化,还可以当大城市的市长,市长比县长官还大。
跟陈九川在一起,她快乐,陈九川也快乐。她没有想到,有一棵危险的苗子已经在陈九川的头脑里生根发芽了。
农历十六那天,陈九川并没有打算带她一起去左家庄,陈九川的理由是他去执行任务,帮助地方干部巩固政权。梁楚韵脑子一热说,我也去看看。陈九川觉得带上这个既漂亮又有文化的来自大城市的女干部,正好可以抬高身价,就同意了。
早晨吃过饭,陈九川让七连副连长岳麓山选了十几个战士,驾着两辆马车,他自己则开着摩托,驮着梁楚韵,耀武扬威地出发了。
在左家庄,陈九川和他的随行受到了极高的礼遇,连国民党区公所的官员都知道陈九川当年只身要饭参加公审的事情,自然也知道这个人从十二岁就参加游击队,在抗战中屡建功勋的事迹。陈九川被安排在首席,真是无限风光,当地名流贤达纷纷敬酒,陈九川来者不拒,一边大碗喝酒,一边高谈阔论,大肆渲染当年如何如何,挖苦国军抗战消极内战积极,国民党区公所的官员惟有附和,压根儿不敢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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