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也有另外的传统,即所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传统,灌输的传统,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传统。
闭目塞聪,和俗世拉开了距离,不会跟着俗世跟着时尚跟着风乱转。而挫锐解纷、和光同尘,则是对于人间(不管它有多少弱点、多少负面的东西)的和解,是一种对于俗世的亲和的姿态,而不是一味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的孤愤决绝。
这里的前提是对于统一、同一的大道的承认。既然都是大道的体现,万物万象之间就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有共同性,就可能找到共同语言,就有可能找到和谐共存的办法。不论雅与俗,精英与大众,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学派、文化传统??都有它的玄同而小异之处。
不可得而亲、疏、利、害、贵、贱,则是金玉良言,其意弥深,其格弥高,其言弥善。在那个政治动乱、风云震荡的时期,人因为外力、因为环境而忽为座上客,忽为阶下囚;忽拥黄金屋,忽成乞讨儿;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忽吉忽凶,命运难卜;处处被动,任人宰割,任人耍弄,太难自处了。老子的几个不可得,也太宝贵了。
不可亲、疏、利、害、贵、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稳定,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也要有一个稳定的精神状态,一个稳定的自我,然后才有大道的彰显,才有发展,才有一切的美好。
春秋战国时代的最大特点是不稳定。这个时候只能加强自己的定力、静力,认识到吉凶
互转、福祸相倚的道理,看透外力与环境的非道性、非郑重性、非长久性,转化到反面的习性;看透外力与环境对你的亲近与疏远、予利与加害、提升与贬低的共同性:这个共同性就是扰乱你的清静理智,降低你的人格尊严,增加你的贪欲或恐惧,取消你的主动精神、主体性,使你用侥幸、用迎合、用躲避、用服膺、用作秀来适应环境,争荣防辱,趋利避害,思贵惧贱,实际上是摧毁了自己的道心道性道觉道力。你能抵御得住这一切,能够不受外力的亲疏利害贵贱的左右,就是至人、圣人、哲人了!
人之贵在贵于大道,而不是贵于亲疏远近荣辱得失贵贱祸福。这一点太重要也太难做到了。
老子说,做到这一点的人是天下之贵,是天下最高贵、最宝贵、最珍贵、最有价值的人。老子在谈到其他问题时没有用“故为天下贵”这样极度的褒语,可以看得出老子对于不可得亲疏远近荣辱得失贵贱祸福的境界的向往、推崇与提倡。
不是官大则贵,不是钱多则贵,不是名声大则贵,不是能唬人能吓人则贵,而是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荣、不可得而辱、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最高贵。善哉斯言!尤其是不可得而贵则贵,太棒了。当一个人得而贵之的时候,因外力的捧抬而贵,也就是得而辱之的同义语。你认为某种力量可以给你增加高贵,那么这种力量采取相反取向的行为,不就恰恰可以侮辱你作践你毁掉你了吗?无欲则刚,无欲则刀枪不入、金刚不坏,也就是天下之至贵真贵了。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以正道(正规、正常、正直之道)治理国家,以出其不意的非正规非正常手段用兵取胜,这都是对的。但真正要做更大的事情,要取天下,就得“无事”了。就是说,要以无为、少生事、简化为政手段取得天下的信赖。
我为什么说要这样治国用兵取天下呢?原因如下:天下的规则禁忌越多,老百姓就越穷困。人们的利器(奇货可居的物品或有杀伤力的武器)越多,国家的政治就越昏乱黑暗。人的奇巧淫技越多,怪人怪事怪物品怪现象就越多(离大道越远)。法令越是严苛烦琐发达,作奸犯科、为盗为贼的就越多。
所以圣人说,我不做什么而民众自然有所教化。我好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民众自然走上了正道。我不生事,不没事找事瞎忙活,而民众自然富足。我没有贪欲野心,民众自然淳朴淳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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