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脸上露出笑容，看了看郭祥。
“烧你的火！”大妈斥责着，又面向大伯，“可你怎么不申请呢？”
“我不申请！”大伯说，“你有眼就看。”说过，他把烟锅乓地一磕。
“大伯，我给你写申请书！”郭祥把袖子一挽。
“不，不，”大伯连忙摇摇手，“侄子，你不知道，我60多岁的人啦，递上去，支部一讨论不准，我脸上挂不住！”
“你条件也不够！”大妈说。
大伯欠欠身子：“我怎么不够？”
“凭你说这活就不够。”大妈一只手从面盆里伸出来，指着他，“那年，敌人把房子烧了，你说的什么？你说：‘看你住到哪儿？八路不管你了吧！’你不给我消愁，还给我添腻味，散布坏影响！我问你，你说了没说？”
“我，我，”大伯脸霎地红了，舌头打着结，“那是我的错误，影响是不太好。”
大妈像少女一般地好胜，乘机警告说：
“你听着！往后我们家一个落后的不要。”
“我看你也有点儿那个……”大伯还嘴，声音低低的。
“有点儿什么？”
“骄傲。”
“嫌骄傲，咱打离婚！”
“离就离吧，老用这话压我！”
“你别光欺负人哪，大妈。”郭祥笑得嘎嘎的。
“你不知道，小嘎儿。”大妈说，“按理，你是下辈儿，这话我不当讲。我这人说话就不管他上级下级，长辈晚辈。你想想，我十六七过的门，我花枝儿似的，他比我大十五六岁，要不是谢家那王八蛋，我怎么会落到这步！你说我心里屈不屈？”大妈的声调里带出了伤感，这是平时很少听到的。
郭祥从小就听说，大妈原先是谢家的使唤丫头，至于怎么嫁给大伯的，却不知细情。原来这也是凤凰堡的一段血泪故事。大妈是附近孙家庄人，也是谢家的一个佃户。有一年大旱，颗粒不收，大妈的父亲交不上租子，出于无奈，就将女儿以工顶债，这样到了谢家。大妈那年才十二三岁，每天挨打受气，自不用说。等到大妈长到十五六岁，由于人品出众，那谢香斋就生了歹心，要纳她傲小。这大妈是宁折不弯的性子，哪肯答应，就在一天深夜只身出走，逃到一个亲戚家里。谁知第二天，就被谢家捉回。那谢香斋心毒手黑，狠狠地骂：“我娶你不成，也得把你毁了。”就找了三五个打手，将大妈的上衣剥去，由两个大汉扭住她的两个膀子，其余的点起成捆的香，伸到她怀里熏她、烤她、烧她，将她治得死去活来，整个胸脯都烧烂了。大妈的父亲听到此事，痛不欲生，就托人说情，情愿还清欠债，将女儿赎回。但是这个穷得当当响的贫农，衣食尚且无着，到哪里去找这笔款子呢？就放出话说，谁替他还了这笔账，就将女儿嫁他。这时杨大伯正在谢家扛活，己经30多了，还没成家。亲戚邻友就撺掇他说：“老杨，你看这姑娘怪可怜的，你不如收留了她，大家帮补你一些，你再摘借摘借，也将就着把事办了。”杨大伯好容易将钱凑够，这才把大妈领到自己家里。大妈虽然逃脱虎口，但一看男人比自己大十五六岁，自不免有委屈之感。刚才大妈说的，就是这段心酸的往事。
她一边揉面，一面继续说：
“那时候，我真想跟他离婚，可是别说离婚，连离婚这个名词儿也不知道。我想，我这一辈子就算完了吗？夜里一宿一宿地睡不着，两只眼泪巴巴的，连枕头都打湿了。可是他睡得死猪似的，一点儿都不知道。我暗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要走，要跑，我要走南闯北，任他狼拉狗啃，死就死了，活就活了。可是，我又一想，我也多亏了他！走东邻，串西舍，给我求医问道，洗伤抹药，我这伤才好了，是他救了我。我要扔下他走了，丢下他孤零零一个，谁照管他？我也对他不起。我不是亏了心吗？唉，算了，虽说他比我大这么多，可是心眼儿实在。人说，丑人还有个俊影儿呢！我这才有心跟他过了。直到八路军来了，共产党来了，同志们一天价给我讲这个，说那个，我就觉着这天也大了，地也宽了，眼也亮了，心气儿也高了，浑身上像长了翅膀，老想飞，想跳，想说，想唱。一个劲儿地追革命！奔革命！没有第二个心眼。伪村长要让日本鬼、白脖儿吃面条，我就要给八路军吃烙饼；他们要吃炒豆腐，我就要给八路炒鸡蛋；我一定要压倒他！因为这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我的。我要跟着他！扶着他！举着他！我不能听一个人说他一个不字。是水，是火，他说过我就过，他说跳我就跳！我恨不得把那些日本鬼、汉奸、地主、恶霸、国民党像苍蝇、跳蚤似地一个个掐死，捏死，一古脑儿地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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