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以后，父亲才断断续续地说那么一两句话。他变得口齿不清，话语混乱，词不达意……我们离开了自己开垦的荒地，父亲改作依卜拉欣地主的家庭馕师，我也跟着他学习打馕。父亲的手脚越来越不利索，馕也打不好了，不是落在火灰里烧焦就是黏在土壁上揭不下来……我们又被赶了出来……不久，父亲离开了人间。我也受父亲的影响，说话大舌头，吐字不清，干脆说，我也不爱说话，说话，这也是乡约和卡孜的权力，我们有什么可说呢？我们说了又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我要说这些往事？”热依穆用手指揩了一下眼角上的一滴泪水，“我是想告诉您，那时候我是多么痛恨地主阶级，但是我毫无办法。直到解放军到来，我的灵魂才回到我的已经气愤得麻木了的身体里……五一年枪决马木提和逮捕依卜拉欣的时候我悄悄宣誓，我要听党的话，为党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但是，底下的事怎么说呢？我怎么向您解释我目前的状况呢？书记！”
热依穆激动起来，他的嘴唇哆哆嗦嗦，喘气也很费力。赛里木劝慰说：
“您尽管说好了，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意见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底下的话不大好说，”热依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并没有碰到什么灾祸。解放以来，我的生活是比较平稳的。党把我这样一个没有文化、没有能力的窝窝囊囊的人培养成了党员、干部。我也知道，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党员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啊，我太不够。难道解放以前我们能想象得到摆脱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以后日子将是多么地好过吗？在自己土地上种庄稼，发展生产、搞好生活、对国家多作贡献，这样的生活与劳作不是应该比过去容易得多吗？然而，事情并不简单。
“……伊力哈穆走后，我当了生产队的队长，我想，为大家办事，不要偷懒，要起早睡晚多经心，要公正，不要谋私利，不要欺负人，再把农活计划周到，劳力要调动得合理，这不就是一个好队长吗？……事实上，没那么容易，我总是被装在口袋犹言“圈套”。里。”
“怎么回事呢？”赛里木问。
“譬如说一九五九年底，我刚从地里回到家，库图库扎尔大队长打发人把我找了去。说是库瓦汗哭哭啼啼到大队部来告状，她的丈夫尼牙孜把家里的粮食，其中还有偷的队上的粮食拿到黑市上卖掉了，卖了钱跑到伊宁市去赌博还乱搞女人。库图库扎尔让我把尼牙孜立即找来。‘要好好收拾收拾他。’他说。我当时就问，除了库瓦汗的控告以外还掌握什么材料不，他说没有，我建议调查清了再说，不要急着收拾谁。但是他不干，非要我立刻把尼牙孜叫来不可。尼牙孜被我找到了大队部，大队长拍桌子打板凳吼了两个小时，尼牙孜矢口否认有任何这一类的事情，反而检举他的老婆库瓦汗小偷小摸并有对人民公社不满的言论。库图库扎尔把尼牙孜放过了，又叫我去找库瓦汗，我更加反对，他就另派人找来了库瓦汗，又是一通审问、吓唬、责骂，依然没有任何结果。第二天，您猜怎么样，倒好，尼牙孜和库瓦汗两口子和解了，两个人共同去到公社把我和库图库扎尔告了，两个人谁也不承认曾经控告或者检举过对方。公社的民政干事来了解情况，真想不到，库图库扎尔把事情一股脑儿推到了我的头上。他做出一副不甚了解的样子，当着民政干事的面问我：‘你说说嘛！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把尼牙孜叫到大队来？’‘后来天那么晚了，为什么又把库瓦汗找了来？’‘……这个这个，当时你怎么说的呢？’……我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库图库扎尔当了大队第一把手以后，事情就更难了。他好像手拿着一根木棍，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照着我的肋条骨一戳。在队长会议上，他有时突然话锋一转‘七队要注意！’‘热依穆要注意！’你甚至于不知道他要你注意什么。”
“您为什么不问清楚他要你注意什么呢？”赛里木问。
“问他也不回答！如果有上级干部在场，你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受到他的嘲笑、捉弄和突然袭击。我们的工作，如果做好了，那全是他的功劳，你听他在上级面前那洋洋得意的吹嘘和汇报吧！有时候他吹过了头，说溜了嘴，被上级指出来，这时，他立即转身问我：‘这是怎么搞的？’似乎一切不实在、不妥当的说法全来自我这里……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我反倒不知道举哪件事做例子好，我越来越感觉到，我缺少一个灵活的脑筋、锐利的舌头和迅速反应的神经。我没有办法工作，更没有办法在库图库扎尔当第一把手的时候在他的手下工作。生气还在其次，但是我没能够战胜这种狡猾和卑劣的作风，这使我非常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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