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为什么要走呢？是不是那头难听的毛驴子的叫声搅扰了你们的睡眠？是不是土炉离你们太近，我打馕的时候烟气呛得你们喘不过气来！孩子，把我的话翻译给章组长吧，我不愿意你们走！你们为了我们，离开家里的亲人，离开城市，到我们的农村里来工作，你们吃苦了，我们应该把你们的生活照顾得更好一些。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我做得不够，请对我进行批评呀……”
库瓦汗奔东跑西，颠来摆去。跑得头巾垂到了肩头，袜筒秃噜到脚面。她到处叽叽喳喳地，语无伦次地用尖厉刺耳的声音急急地说话。她找生产队的出纳：“支给我们十块钱吧，章组长今天搬到了我们家，我总得做一顿好饭啊！”她找热依穆副队长：“给我们拉一车苞谷芯子吧，我要给工作干部做饭！”她拿着一个大碗去推邻居家的门：“给我们一碗奶皮子吧，可恶的队长夺走了我们的奶牛，可给组长喝什么茶呢？”她来到供销社的牛、羊肉门市部，不肯排队，抢到了前面：“宰羊的大哥，给点好的，给点最肥的部分，别给骨头，我是为了给工作干部做饭才来买肉的！”她上气不接下气地逢人便说：“工作干部确实是有眼睛啊，爱惜我们这些可怜人啊，章组长和尼扎洪谈了多少次话，谁知道，他说不定打算把尼扎洪培养成干部呢……”
萨坎特对何顺说：“老妈妈伤心了，老大爷也生气了。我们这样做好吗？至少应该讲一点礼貌。老人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可真是操够了心，怎么能连一声‘谢谢’都不说就装行李呢？”
何顺说：“还不知道社员们怎么讲呢！我接触过的人，就没有一个说尼牙孜的好话的。”
萨坎特说：“怪就怪在这里，如果上级有规定，队管委会委员也算是干部，算审查对象，不得在他的家里住，我们总还可以找一个好一点的社员，我简直不明白，为什么组长偏偏看中了尼牙孜泡克！”
何顺说：“你的意见是对的，我们的组长有点别扭。他整天在琢磨什么，谁知道？整天板着脸，脸板成这样就算是抓了阶级斗争了？不一定，这不像是阶级斗争，倒像人人都欠了他二十块钱……他是来要账的吗？这样搞下去，简直成问题……我看，我们和玛依娜尔商量商量，一起认真地找组长说一次吧。”
伊力哈穆一夜没睡好，他把米琪儿婉送走以后，想了想，横下了一条心，倒觉得心里踏实一些，趁着社教干部忙于搬家的时候，他不管章洋的“暂停”的命令，召集了尽可能多的劳力去了水渠工地。当人们问起这件怪事的时候，他憨厚地一笑：“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这是他对社员的各式各样的疑问的唯一的，也是最真实的答复。
那么，让我们探讨一下，章洋是怎样做出的搬到尼牙孜家的决定的。
人们都知道真理的力量。殊不知，谬误也有它的力量，有它独特的魅力。真理之所以为真理，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世界，还对象以本来的面目。而谬误呢，却摆脱了客观实体的羁绊，像摆脱了被牢牢地牵在地面上的线绳的风筝，在一个短时间内，这样的风筝当然能比牵在地上的风筝飞得更高更远。海市蜃楼的奇观比地上的任何城市都更迷人，不结果实的谎花儿往往比打籽的花朵更艳丽，承认一加一等于二的人很可能是庸夫俗子，力图论证一加一等于三的人倒很像是奇才巨擘。特别是对于那些一知半解、浅薄疏狂、华而不实、投机取巧的人来说，朴质无华的真理是太平淡了，太呆板了，而谬误呢，却可以花样翻新，吓你一个大跟头，随心所欲，发现，制定，发挥，变化，奥妙无穷，闻于耳则耳欲聋，视于目则目晕眩。尤其是，当这种谬论染上“左”的油彩，圈上“革命”的光环以后，它的认识上的虚幻的魅力又加上政治上的实用有效的魅力，尤其是它挟带着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它变得更加吸引人、震唬人了。
所以，章洋这样的人，听到上面印发的“经验”中某些比“左”更“左”的提法，确实是兴奋震颤，如醉如痴。本来出自他的偏见：他对于农村、农民，压根儿都是轻视的。对于农村的基层干部，压根儿就是格格不入的。但是，章洋也曾数次下乡劳动、工作，口头上也曾多次大讲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并且浮皮潦草地检查过自己那种对农村农民轻视和格格不入的心理，检查的当时也并非虚伪。但是，某些“经验”给他的那些心理插上了堂皇的旗号，一拍即合，他的头脑里马上出现了我国农村的一幅阴森暗淡的图画。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农村的状况被想象成与国民党、地主阶级统治的旧中国的农村差不多，甚至是更坏。把搞社教时了解情况，发动群众说得比土改时还难，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把农村干部说成是地头蛇、座山雕，“熊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不就是这样的意思吗？把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说成有那么多人反对破坏，似乎旧的反革命分子不但没有被消灭被改造，而且一下又增加了那么多“新生反革命”，不就是这个意思吗？章洋完全接受了这些思想，而且，他充满了骄傲和自信，认为别人右倾而他确实是坚定的、跟得上趟的革命的“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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