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洋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氛、这样一种思想状况下面来到伊犁这个公社的爱国大队和第七生产队的。当时全国正处于新的革命的高潮中。城市在搞“五反”。文艺界，卫生界在搞整风。一些认定不好的电影正在批判。在革命的高潮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革命的高潮在唤起章洋的政治热情的同时也引发了他的逐风赶浪心理。他戴着有色眼镜，从第一天就觉得处处蹊跷。伊力哈穆追着他汇报情况，他认为这是四不清干部企图左右他的视听。伊力哈穆感情上对他们很亲切，生活上很照顾，他认为这是四不清干部的糖衣炮弹。伊力哈穆对队里的工作抓得很紧，依旧敢于负责，他认为这是四不清干部抓住权不肯松手。他常常听到社员对伊力哈穆的称道，他认为这是四不清干部严密控制的征兆。伊力哈穆的举止镇静乐观，他认为这是四不清的干部不肯低头，向他挑战。尹中信、基利利、别修尔不同意他的做法，他认为这说明了他们右倾，换句话说，说明了他章洋的难能可贵、出类拔萃的正确性。他决心自行其是，做出成绩，大显身手，给那些右倾的人看看。
至于尼牙孜对于他之所以珍贵，不仅因为尼牙孜是唯一一个对他提出了对伊力哈穆的控告的社员；不仅因为尼牙孜是一个他正在寻找的、为他所需要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而且更重要的是，越有人保护伊力哈穆，伊力哈穆越是精神奕奕、不撂挑子不浑身筛糠，他就越想给伊力哈穆的追随者热合曼等人一个致命的打击。他搬到尼牙孜家还是皮牙孜家倒是第二位的问题。打击伊力哈穆和他的跟随者，这才是要务。当他宣布自己的决定后，伊力哈穆、热依穆以至何顺、萨坎特等人的吃惊、当他搬家的时候阿卜都热合曼的恼怒与伊塔汗的挂念，都使他感到一种特殊的满足。
他是这样的快乐，以至在搬到尼牙孜家的当天晚上，他破例没有召开碰头会，没有找人谈话，也没有吸着一支又一支的纸烟思考问题。他忽然“偷闲学少年”，跑到公社俱乐部打了一晚上乒乓球，他屡屡跳起来起板抽杀，大喊大叫，尽管球不过网或者出界，他仍是兴高采烈。只是已经很晚了。他回到尼牙孜家，库瓦汗惊慌地告诉他尼牙孜下午进城采购一点副食品一直没有回来，这使他立刻疑虑、不安、慌乱起来。
“要出事了！”他想。
小说人语：
这篇小说很注意它的时间与空间坐标下的“政治正确”性，它注意歌颂毛主席与宣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它注意符合在“文革”中吹上天的“文艺新纪元”种种律条。但写来写去它批判的是极左，是把反农村干部的贪腐阶级斗争化的态势。当然，它找着了一个理由，找着了一个说辞，找着了一个手柄：是毛主席批判了“桃园经验”，还说什么那经验是“形左实右”。形“左”是真相，毕竟有这么一次批“左”了，这就成为小说人创作中免于沉没在声嘶力竭的阶级斗争海啸中的一根稻草。实右是戏法帽子，别以为真的允许批左，更不能透露自己已经识破了天机。
恰恰是从“社教：二十三条”中，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命题。正是“社教”运动，还没有来得及收尾，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进入了更加强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其实这些都属于定义、命名、编码，小说人没有可能另行编码，只能全面适应与接受当时的符码与驱动系统，寻找这种系统中的靠拢真实的生活与人、当然也必会有的靠拢小说学的可能性。
那是一个充满想象力但仍然不清不楚的年代。文学本来是允许把想象力发展到极致的。不能自主的被想象却又是太艰难了。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是小说学。这又不仅仅是小说学。
尹队长接待“四皓”来访 谎言与诬告是怎样打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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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中信接待了四个白胡子老汉的来访。他们反映的意见引起了四清工作队长的高度重视。
他来到这个公社已经半个多月了，安排好了工作队队部的汇报、简报、统计、碰头等等制度以后，他主要抓了离公社最远的牧业大队——清水大队的工作。这个大队有比较严重的问题。供销社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代销点，派去了一个售货员。这个售货员来历不明，行为不端，而又目无法纪，无所不为。他卖货时对一般社员欺蒙拐骗，克扣斤两，兑水掺假，乱提价格；收购时却又千方百计地挑拣贬损，压价抹零，利用该大队地处一角而社员又难免现金上的困难的情况贪污中饱。另一方面，短短时间，他不知拉了多少干部下水，拉上干部私分畅销商品、转卖贱价收购上来的农副产品，甚至教唆某些干部盗窃集体资财来换取某些商品。他经营的代销点，成了四不清干部的活动基地，除了进行上述这些不法活动外，他们还在这里大吃大喝以致聚赌吸毒，实在是令人怵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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