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亚森略带惶恐地说。
“他说什么？”
“他说：‘这样的乡邻一文不值，这样的乡邻应该喂狗……’”
“该死的狗地主！”社员群众呼喊起来。
“泰外库的母亲，”伊力哈穆继续说，“就因为给长工做饭的时候多放了两把蔓菁疙瘩……长工们顿顿吃不饱啊！被这个妖婆玛丽汗发现了，她像鬼神一样地扑向泰外库的母亲，萨尔汗大婶说：‘都是穆斯林嘛，怎么能让大家饿着肚子干活……’狗地主婆拿起火钳就往萨尔汗大婶的头上砸……大家忘了吗？”
“没有忘！”
“这就是他们的情谊！”伊力哈穆继续说，“今天上午，有一些社员撂下工作来到大队，本来他们只是对包廷贵有意见……包廷贵的问题，只是他个人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仍然要解决。但是，玛丽汗、依卜拉欣他们却是别有用心的，他们不仅制造泰外库被捕的谣言，还竭力把事情搞成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搞成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纷争，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他们在按照谁的鼓点跳舞，我们不应该想一想吗？”
“你这个狗东西！”泰外库冲了过来，他忍不住想踢玛丽汗一脚，被伊力哈穆止住了，“你这个害人精！还装出一副关心我的样子！打从一个月以前，你就跟我说，说什么大批的汉人要来了，将来维吾尔人要侍候他们……”
“说，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家喊道。
“我，”玛丽汗抬起头来，从眼角上左顾右盼，她用细微的声音说，“我……我从没有这样说过。”
“什么？你没说过，难道是泰外库编造出来栽到你头上的吗？”
“你不仅是和泰外库阿洪说过，种苞谷那天，你在地头上说了些什么？”
“你在供销社门口……”
“你在渠边说……”
群众愤怒地把地主婆子的反动宣传一条一条地揭露了出来。最后，尼牙孜也站了起来，他说：“今天早晨，就是她、这个妖婆告诉我，说是泰外库被捕了！”
“哇吔，哇吔，您这是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跟你说什么了……”
尼牙孜跑过去就给了玛丽汗一个耳光，人们拉住了他。
“说！说！”
喊声连成了一片，像狂风怒涛。玛丽汗一阵痉挛，伏倒在地上。
小说人语：
从前这里有一棵巨树，这棵树被认定具有传染病毒的危险，于是将它锯、砍、斫、刨、雕刻、加工，于是它变成了顺手顺足的杌凳与小桌，木箱与拐棍，浮雕与画框。毕竟它出笼了，它保留了树木的材料与芳香，它保留了痕迹与流程，它令人唏嘘不已。
然而小说人不需要这样。他对新疆充满信心，他对各民族人民充满信心，他对友谊和爱情充满信心。所以他承认可能的纠结，他空前地将笔触放置到了这样的纠结乃至事件上，他相信过而且仍然相信着，他相信面对真实承认真实就一定有希望。
围着火炉给玉米脱粒，照样是一个安详的冬天
任何不寻常的事件，对于身在其中的人来说，又是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他们只是碰到了无法避免的情况，做了无法不做的事情。伊犁人民，在一九六二年的春天通过了巨大的考验，他们变得更加正常，更加镇定了。地球不慌不忙地旋转，岁月照常无异地更迭，很快，这一切似乎都成了往事；农村，又变得平静了。一眼望去，甚至你感到这里主宰着生活的仍然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万古不变的节律。
这种表面的平静，说明了斗争的深入，也表现了斗争的胜利。一九六二年，话说国内外的一批“英雄好汉”气势汹汹地向我国西北边疆的伊犁-塔城地区的人民扑来，似乎要削平天山、倒流伊犁河流；结果呢，是他们自己碰得头破血流。他们伸出的毒爪——身材细长、脸色粉红的木拉托夫之流也去到了鬼知道的地方。我们这个大队的地主分子玛丽汗和依卜拉欣，经过一番小小的较量，又失败了。玛丽汗的驼背似乎又向下弯了几度，头顶又秃了几分。依卜拉欣的最后的两颗牙齿也掉光了，他又不安假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满口无牙、说话含糊不清、吃饭生吞整咽的半死不活的动物。那个在一昼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了鞑靼人、“苏联侨民”的麦斯莫夫，并没有走成。苏侨协会非法发给他的侨民证被没收了，经过了一番周折，他又变成了麦素木。不是县人民委员会的科长麦素木而是外逃未遂、狼狈不堪的无业游民麦素木。直到一九六二年冬天，他被安置到跃进公社爱国大队，在库图库扎尔的手下当一名社员。整个冬天，他抬不起头来，脸上的表情像一个正在如厕的痢疾患者。他带着老婆搬了来，老婆叫做古海丽·巴侬，据说她是“真正的”乌兹别克。他的家产仍然优于一般社员。人民是宽大的，对于麦素木这样的人，只要他自己从此奉公守法，仍然可以既往不咎。许多农民仍然宽厚地、略带几分对于读过书、当过干部的人的敬意，称呼他作“麦素木科长”。但是，更多的人却给他起了个新的、饶有嘲讽意味的雅号——半拉子哈吉。哈吉这个称呼，本来是指去麦加朝过觐的人，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名著，一般译作《哈泽穆拉特》的，就是描写车臣的一个人物，依新疆的方式应该唤之为“木拉提哈吉”的。这里用在麦素木身上，是指他外走未成，换一个视角，也就是说他差一点就走到外国去了。伊斯兰教要求祂的信徒履行五个义务：念功、拜功、斋功、课功、朝功，朝功即到麦加朝觐天房。哈吉本来是指朝过觐的人，用到麦素木身上，就十分滑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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