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也去送了，他以为文影走有他的责任。如果他当年不做老板，只老老实实当一生伙计，文影就可以屏到底了。火车开了，“甫志高”先走了，他还要上夜班。端丽陪着步履蹒跚的公公慢慢走出站台。默默走了一段，怆然说道：
“都怪我作了孽，带累了你们。”
“爹爹，你不要说这个话，我们都享过你很多福。”
公公不响。
“爹爹，你别忒担心了。文影很娇，没出过门，想得很骇人。也许真到了那里也不过如此。”
“文影是很娇，我们家三个孩子都不中用啊！”公公说。
端丽以为自己说话造次，公公生气了，不敢再作声。公公却又道：
“端丽，我看你这两年倒有些锻炼出来了。我这几个孩子不知怎么，一个也不象我。许是我的钱害了他们，他们什么都不会，只会花钞票。解放前，我有个工商界的老朋友，把钱都拿到浙江家乡去建设，铺路造桥，开学堂，造工厂，加上被乡下人敲竹杠，一百万美金用的精光。我们笑他憨，他说钞票留给子孙才是憨。果然还是他有远见。”
端丽不知该怎么答腔，不响。
“幸亏是新社会，每个人总有口饭吃。无能就无能，罢了！只愿他们老老实实，平平安安，我也闭眼睛了。”公公凄楚地说。
“是呀，只求大家都太太平平。”端丽轻声附和。
五
庆庆要进幼儿园了，就要离开端丽的家了，全家都有些恋恋不舍。多多不再提起为他所受的委屈：炎炎夏日，自己的汗来不及干，却要给他扇风哄他入睡，他却偏偏不睡。她手扇酸了，最后是声泪俱下。她抱着庆庆上街走了一圈，用难得的一点零用钱给他买了根雪糕。来来对庆庆撕坏他邮票的罪行，重新采取了既往不咎的宽大态度，并且画了好几艘航空母舰送给他。咪咪本来就和他很好，但曾经因他用手捞菜吃，打了他的手心，于是就老问他：“庆庆，你恨我吧？”连老是叨叨庆庆太难弄的文耀都赏了他几句好话：“这孩子还是很乖的，不爱哭，不哭的孩子好。”最后的几天里，大家都抢着给庆庆穿衣，喂饭，抢着抱他。庆庆是个很有感情的小孩，经过这两年的共同生活，已经完全站在端丽他们的立场上了。有野小鬼来闹事，他会简洁而严正地指责：“坏！”家里带来水果，他会送到端丽嘴边说：“娘娘吃。”多多发脾气，他会和咪咪一起害怕，一声不吭，悄悄进，悄悄出。离开的那天，他居然抱着端丽的脖子放声大哭起来，哭得端丽心里酸溜溜的，好一阵难过。他走后，有很长一段日子，不习惯，心里总是空空落落。买菜回家，她常常下意识地弯腰去寻牛奶；烧饭时常常把锅倾斜一点，使低处的饭能烂一些可供庆庆吃；坐着缝东西，她又会莫名其妙地一惊，以为庆庆睡醒了在哭。逢到这种时候，她就感到又好笑又不解。
自己有了三个孩子，却从没在孩子身上尝到这么多滋味，甜酸苦辣，味味俱全。她的孩子跟着奶妈长大，不跟她吃，不跟她睡，只要奶妈，不要她。她以为很正常，并不见怪，三个孩子是跟着奶妈长的，自然同她亲，跟自己疏了。
庆庆走了一个月，端丽才发现更实际的一块空白，每月突然少了近二十元收入。她不得不去找金花阿姨，请她再找一个孩子。去之前，她想到屡次麻烦人家，很不过意，买了一盒水果蛋糕带了去。金花阿姨一口答应帮她找人家，却死也不肯收蛋糕，连连说：“罪过！罪过！”要说过去她对端丽家的窘迫还有些怀疑，以为他们是“真人不露相”，哭穷；而如今，她是真相信了。她说：“象你这样的盘房小姐，少奶奶，居然帮人家领小孩，必定是山穷水尽了。”过了两天，金花阿姨来了，并没带来确切的回音，却带来了一斤三两毛线。
“张家媳妇，”她总是这么称端丽，“你会织绒线衫吧？”
“绒线倒是会的，不过不一定拿得出去。”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有个老太太想织件，只要暖热，不要好看。送出去织吧，全是机器摇，可惜了好绒线，想找人手织。”
“我试试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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