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在这里，样子就是一般老太太套在外面的开衫。平针，上下针，随便你。工钱嘛……”
“我不要工钱，我横竖没事情，织织玩玩。”
“这有啥客气的？这是人家托我的事。工钱我去打听过了，四块钱，好吧？”
“我不要工钱。”
“你不要我就不给你织了。”金花阿姨说着丢下毛线就走了。
端丽专心专意，日赶夜赶地织了一个星期不到，完成了，收入四元，刚好赶上付掉煤气帐。她觉得自己狼狈，可又有一种踏实感。她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这股力量在过去的三十八年里似乎一直沉睡着，现在醒来了。这力量使她勇敢了许多。在菜场上，她敢和人家争辩了。有一次排队买鱼，几个野孩子在她跟前插队，反赖她是插进来的。她居然夺过他们的篮子，扔得老远。他们一边去拾篮子，一边威胁：“你等着！”可结果却并没发生什么。来来刚升中学，在学校受了欺侮，她跑到学校，据理力争，迫使老师、工宣队师傅让那孩子向来来道歉。她不再畏畏缩缩，重又获得了自尊感，但那是与过去的自尊感绝不相同的另一种。
自从织过这件毛衣后，她去找了本《绒线编结法》，学了好几种花样，又去找金花阿姨，想请她再帮着介绍一点毛线生活。可是她一眼看见上次织的毛衣正罩在金花阿姨自己的身上，她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其实不用开口，金花阿姨也知道她的来意，歉然说：“我一直在打听，没有合适的人家。不过，我听讲街道工场间最近缺人手，你可以去申请一下嘛！”
“工场间？”
“生活很轻的，当然钞票也不多，我也不大清楚。”
“这事该找谁去说呢？”
“先找找你们弄堂的小组长。”
“好的，谢谢你。”
“谢什么？”
“我走了。”端丽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抚摸了一下金花阿姨身上的毛衣，轻声说：“我不该……”
金花阿姨推开她的手：“那老太太穿了嫌小，卖给我了。只要毛线钱，手工费就算她蚀的老本。”
端丽眼圈红了。
一路上，她考虑着金花阿姨的提议，越想越觉得是个好主意。咪咪马上要上学，不能在家帮忙了。多多下乡参加三秋劳动，去时只说两周便回，可忽然说是要备战，为疏散起见，暂不返沪，要作一年半年的打算。战争在端丽眼里太遥远了，她只知道不在家，不能搭搭手了。带小孩，非要有一双眼睛长在他身上，否则就会出事。这不是一瓶牛奶，碎了可以赔，这是性命交关的事啊！如今家里离得开人了，完全可以出去工作，生产组收入不多，可总是有一定保障的。在这一系列的考虑中，她居然一点都没想到自己的出身和那张大学文凭。她只想着生活的实际：房租、水电、煤气、油盐柴米。要是文光知道了这些，又会如何地悲哀啊！本是维持生存的条件，结果反成了生活的目的。他以为生存是用来为一个极伟大的终极目的服务的。然而，左右前后观望一下，你，我，他的生活却实在只为了生存，为了生存得更好一些。吃，为了有力气劳作，劳作为了吃的更好。手段和目的就这么循环，只有循环才是无尽的，没有终点。唉，说不清楚，人生就象一个谜。有人说，生，为了吃苦；有人说，生，为了享乐；有人说，生，为了赎罪；有人说，生，为了牺牲……让那些吃饱穿暖的人去想吧，这会儿端丽满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设法进工场间，争得一份固定收入，维持家里的开销。这个念头占据了她，充实着她。她没有回家，直接往里委会去了。
不知道是因为工场间缺人已到了不可拖延的地步，或者是为了好好改造端丽这位“资产阶级少奶奶”，回音很快来了，同意她进生产组作临时工。
端丽上班了。
工场间设在一幢石库门房子的底层。弄堂太狭窄，两排房子之间距离很近。因此，房间里每天只有很少时间能照进太阳，很阴冷。而一旦太阳照进来，又很潮热。房间不大，约二十平方左右，从这头到那头摆了一长条木板台子，上方是一长列日光灯，人就坐在木板台子两侧工作。端丽在指定给她的位置上坐下，环顾了一下周围的同事们，大都是四十岁上下的妇女，有一些年纪很老的阿姨，还有一部分小青年，有男也有女，都是因为身体不合格，不能去插队落户才分到这里的知识青年。另外还有一个看不出年龄的人，他总是憨厚地微笑着，笨拙地转动身子，跑上跑下，送活取料，喘着粗气，十分巴结。大家都叫他阿兴，对他动手动脚地开些极不礼貌的玩笑，他只是笑，口角慢慢地沁出一丝口涎。是个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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