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上班呢！”
“请假嘛。你们研究所是事业单位，请事假又不扣工资。”
“扣工资倒好办了。正因为不扣才要自觉呢！”文耀顿时有了觉悟，“弟弟去嘛，你没事，譬如去旅游。”
“我和乡下人打不来交道，弄不好就把事情办糟了。”
兄弟俩推来推去，婆婆火了：
“反正，这是你们两个哥哥的事。总不成让你们六十多岁的爹爹跑到荒山野地去！”
“哥哥去，去嘛算了！”
“弟弟去，弟弟去，弟弟去了！”
端丽又好气又好笑，看不下去了，说：“看来，只有我去了。”
“你一个女人家，跑外码头，能行吗？”婆婆犹豫着。
端丽苦笑了一下：“事到如今，顾不得许多了。总要有个人去吧！”
最后，还是端丽出马，去了十天，回来了。带来了户口、粮油等关系，还把文影的箱子衣物带了回来。另外，她把文影没用完的草纸、肥皂、毛巾、牙膏和不易携带的热水瓶、钢精锅、火油炉，在当地处理了。变卖来的钱，正好抵偿了来回路费，还剩两块三角。
回到家，大家都很欢喜。婆婆告诉她，文影的病情有了好转，就怕复发。医生说，再巩固一段时间便可以出院了。端丽一阵轻松，腿却软了，不由瘫坐下来。一家人惊慌地围住她，问她怎么了。她疲倦而幸福地笑着，噙着眼泪喃喃地说：
“总算一家人平平安安，团团圆圆。”
七
三年的时间，一分一秒地熬过去了，回过头看看，又好似只有一眨眼功夫。公公婆婆老了一些；端丽转正了；文影作为病退知青分在街道幼儿园做老师；来来中学毕业分在隔壁弄堂口小烟纸店站柜台；咪咪升了中学；多多终于赖下来，进了街道一爿做洋娃娃的生产组，交了一个男朋友，人品模样都好，出身工人阶级。虽总难免有屈就之感，但想到多多的孩子可不必从此再戴资产阶级帽子，也就心安了。独有文耀、文光两兄弟，依然如旧，一个在家里睡睡懒觉，逛逛马路，发发呆，不想前也不想后，得过且过；另一个省心省力地捧着国家铁饭碗，碗里饭不多也没少，六十元，倒是一点没有显老。
到了1976年底，世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反映到张家的，首先是知识青年的回沪，文光立即抖擞起来，跑回黑龙江，把户口办了回来。然后，政策落实了，退回了抄家物资，实际上只是幸存的一小部份，十年里停发的定息和工资补发了，存折还了，三楼的房间启封了，楼下那两户，也受到了房管处的催促。他们趁机向房管处提出条件，当房管处给予满足时，那条件忽又提高了，水涨船高，不知何时能解决。这是他们改善自己居住条件的最难得的机会，确实不能轻易放过。而张家惨淡十年能有今天，只认为是天赐洪福，千恩万谢，心满意足，并不要求百分之一百的偿还。
一家人，个个欢欣鼓舞，公公婆婆象是年轻了几十年，容光焕发。孙子孙女也是欢天喜地。他们中间除了文耀，都是在最低级的小集体单位，看不到前景，加工资轮不上，找对象也难排上号。如今，就是不工作也能过的舒舒服服，十年的艰辛终于得到了补偿。
父亲拿到了十年强制储蓄起来的一大笔钱，豁达地说：“我老了，钱是带不到棺材里去的。”他将钱分给了每个子女一份。另外，又给了端丽一份。他说：
“端丽在这十年里，很辛苦。这个家全靠她撑持着。在文光、文影身上花的心血是不可用钱计算的。”
“爹爹，我不要！”端丽说。这半年来的迅疾变化，使她觉得象在做梦。如今，这一厚沓钞票放在面前，日光灯下，票面上每一道细巧的花纹都清清楚楚，她才感到真切。然而，这么厚的一沓拾元票面的钞票，又叫她有点莫名其妙地骇怕，“十年里兵荒马乱，我就算是有心也无力，并没有做什么。我不能拿这钱。况且孩子都大了，我也有了工作，我们不缺钱用。”
“爹爹既然已经讲了，你就不要客气了。”婆婆说。
端丽还想推辞，却感觉到文耀在轻轻地踢她的脚，又把话咽了下去。可心里却定了主意，决不收那钱，她认为多拿了钱会难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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