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比尔就走了。
阿三和比尔约好，每星期的某个时间在她朋友家等他的电话。那朋友家只是一个画室，空荡荡的，什么家具也没有，电话就搁在地上。阿三坐在地板上，双手抱着膝盖，望着那架电话机。许多时间过去了，电话没有动静。约定好的时间过去了半天，电话还是没有动静。阿三望那电话久了，觉着那机器怪形怪状的，不知是个什么东西。阿三忽然感到毫无意思，她不明白这电话会和比尔有什么关系，再说，就是比尔，又有什么意思呢？难道说真有一个比尔存在吗？她笑笑，站起身，这才发现腿已经麻木得没知觉了。她拖着身子走了几步，渐渐好些，然后便走出房间，把房门钥匙压在踏脚棕垫底下了。
有时，对比尔的想念比较清晰，她就到曾经与比尔去过的地方，可是事情倒又茫然起来。比尔在哪里呢？什么都是老样子，就是没有比尔。她想不起比尔的面目。走在马路上的任何一个外国人，都是比尔，又都不是比尔。她环顾这老公寓的房间，四处都是陌生人的东西和痕迹，与她有什么关系，她所以在这里，不全是因为比尔？她丢了学籍，孤零零地在这里，不全是因为比尔？可是，比尔究竟是什么呢？她回答自己说：比尔是铜像。
这一天，有人来敲她的门，是两个陌生人，一个年轻些，一个年长些。阿三怀疑地问，是找她吗？他们肯定就是找她。他们态度和蔼却坚决，阿三只得让他们进来。坐定之后，他们便告诉阿三，他们来自国家的安全部门，是向她了解比尔的情况。阿三说，比尔是她的私人朋友，没有义务向他们做汇报。那年长的就说，比尔是美国政府官员，他们有权利了解他在中国活动的情况。阿三说不出话来了。年长的缓和了口气，说他们并无恶意，也无意干预她的私生活，只是希望她考虑到她身为中国公民的责任心，她与外交官比尔的关系确实引人注意，比尔那方面想来也会有所说明，他们自然也有权利过问。阿三依然无话，那两人便也无话，只等着阿三开口。沉默了许久，阿三说道：我和他之间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眼泪哽住了她，她哑着声音，摇着头，感到痛彻心肺。她想她说得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她和比尔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不久，阿三就搬出了这间老公寓房子，新租了地方。在隔了江的浦东地方，一个新规划的区域里最早的一幢。整幢楼房，只搬进三五户人家，其余就空着。晚上，只那几个窗户亮着，除此都是黑的。楼道里更是寂静无声。从这里再到她任家教的闹市中心的侨汇公寓，真好比换了人间。可是，这并没什么，比尔没有了，其他的都无所谓。算起来，比尔应当来了，可是他找不到她了。再说，很可能他根本没有找她。她想象不出比尔一个人来到那幢老公寓里，按她的门铃，然后，由那隔壁的看房子女人从麻将桌前站起来，给他去开门。不，比尔从来不是这样凡俗的形象。阿三决定结束这段关系了，她想她不能影响比尔作为一个外交官的前程。这么一想，便有了些牺牲的快感。然而，紧接着的一个念头却是：我和比尔之间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于是也就没有牺牲这一说了。
没有比尔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手绘丝巾渐渐市场饱和，那丝绸厂就想转方向，阿三早已画腻了，正好罢手。这时，有画界的朋友来联合，举办一次画展。她已有多日没有正经画画，且有许多新观念，就积极投入进去。这样，阿三就有些重振旗鼓的意思。当她将画布绷在木框上，再用细钉子一只一只钉牢，她意外地发现，这一切做起来还是那么熟练，灵巧，得心应手。劳动的愉悦从心头升起，比尔变得虚枉了，不值得一提的样子。画笔在画布上的涂抹，使她陷入具体细节的操劳与焦虑，别的全都退而求其次了。倘若不是为了房租和生活，那几份家教阿三也是要辞掉的。现在，她对付完课程后，便急匆匆地往浦东赶，想起有一幅画未完成在等待她，心头竟是股暖意的。
阿三望着丘陵上的孤独的柏树，心里说：假如事情就停止在这里，不要往下走，也好啊！
她想起那阵子，朋友们又开始来到她的住处，吃着罐头、面包，喝着啤酒、可口可乐，商量办画展的事项，是多么自由的日子啊！可是现在，她看了看窗上的栅栏，不由叹了口气，后来闹得确实也不像话了。要说和比尔有什么关系呢？后来她再没见过比尔，也没有他的消息。她做家教的人家，虽然是比尔的朋友，但他们外国人从不过问别人的私事，你要不提，他们决不会先提。直到两年后，她在那女作家的客厅里，听说比尔已经调任去韩国，再见比尔，更不可能了。阿三想到，当时听到这消息的漠然劲，她简直不知道，她究竟爱还是不爱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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