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明去皖南的时候，陈卓然在沪东一家造船厂上了班，南昌则前途未定。阿明去了不久，就给他们来信。信中说，工程驻地是在山区，距铁路线六卜公里，先遣队伍已建起一些简陋的平房，兀立于起伏的丘陵之中；四下里是他不辨识的树种，低矮地伏在地面，杂芜得很；但兀然间，会有一株或是二株也是不辨识的树独自立起，树冠不大，树身细高，有些像火炬；当汽车上下左右盘旋，它便在视野里进来出去，留连久久，看起来，寂寥得很。下一封信里，已得知树名，那低矮的是野茶树，单独兀立的，则为柏树；可是又出来一种无名的花，细茎，长蕊，紫色，间在野茶树里，不仔细几乎看不出来；还有水塘里的针似的小鱼，洗衣时会从指缝穿梭。再下封信告之的是鸟，亦是无名，只听得一片繁闹的啁啾，也是要细听，就听得出高低曲直，其实各有担当。然后，松鼠，野兔，獾，也出场了，又有一只果子狸，被他们围追堵截，一直逼进粪坑，再从粪坑中捞起，剥皮烹煮，一顿饕餮。第五封信开始从自然风光走人人文，介绍离他们最近的镇市名叫梅街，并无一树梅，不知此名源于何时何物；与这风流的名字不相符合的，是这镇市的古朴，阔大高耸的山墙，顶着斜平的黑瓦，木梁和木柱结构成框架，简约疏朗，是国画中的水墨格调；街道石板砌地，因气候潮润，石缝问嵌有青苔，而一旦日朗风清，那青便归于黑黛，是横铺的水墨。
陈卓然看阿明的信，常有身临其境感，他十分惊讶阿明的表达，何其畅快淋漓。去了皖南，阿明似乎焕然一新。此时回想，阿明其实一直是抑郁的，只是温和的天性，才不使这抑郁变得尖锐，就像南昌，不仅伤人，更要伤已。而他，陈卓然，似乎刚来临这抑郁期，就是在进人工厂的日子里。阴沉的巨大的车间，呛鼻的机油味，飞转的车床，金属与金属咬合摩擦的锐声，四溅出雪亮的铁屑……以超乎寻常的速度，硬度，热度，强度运动着的一股粗犷凶悍的力量。陈卓然感觉置身在一个危险的处境，完全不可由人力左右。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他曾经在书本上无数遍的学习和认识，激情澎湃，可当这世界不期然间来到近处时，他被震慑住了。阿明的世界却是柔软的，明丽的，开阔的。在给阿明的回信中，他也描绘他的新环境——车间，他竟然把车间写得气势磅礴，将自己都鼓动起来。可是第二天上班，一走进那铁灰色，轰鸣着的空间，头顶走着行车，穹隆便无限的高，人则小成虫蚁一般，他的心情又低沉下来。他想，他其实不是对思想有热情，而是对诗有热情，阿明也是，他们都是诗人。现在，阿明到了合乎他气质的地方，皖南，发扬出了诗情。而他，却在了一个相抵触的环境里。陈卓然比其他人，比如南昌和阿明更成熟，他天乍有理性的能力，所以，他的低沉期也是在更为理性的情形上发生。前期所进行的知识准备都在这一刻里与他为难，构成困境。他的向来冷静的感性其实积蓄起极大的能量，此时一拥而上对抗理性，他的抑郁期就有相当的威胁力。谁能与他抗衡，因而来拯救他？陈卓然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那一节，克利斯朵夫终于离开德国，乘上驶往法国的火车，他向前方伸出手，说：巴黎，救救我，救救我的思想！此时，想到这一节，陈卓然热泪盈眶。他给阿明写信，南于自恃，也是由于深知阿明帮不了他，他不便于流露软弱，而是以剖析的方式来说明自己的状况。于是，无意中，他便自己在解释自己，说服自己，也就是拯救自己。在信中，他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然而，阿明信上描绘的那个质朴单纯的世界，有着无限的温情，润泽着他的思想。阿明和他是如此不同，他似乎一直保持着孩童的懵懂，对周遭事物无知无觉，这又不是浑噩，而是，自成天地。他并不知道，其时他正处于历史的重要事件之中，上海往皖南源源遣去人员与物资，深入腹地。急骤开出的简陋的临时公路上，行进着客车卡车，以及工程车辆。转眼间，丘陵推成平地，打下钢筋，浇上水泥。国际冷战局势中，又一个战略堡垒将平地而起。阿明可说是在国际风云的前沿，可他浑然不觉，专心于自己的心灵。多亏有了陈卓然，否则，他给谁写信呢？他给家人的信只是报平安，叙寒暖，问健康，或者开列所需物品的清单。而对了陈卓然，他就起了抒发的愿望。和陈卓然一样，他多少也是自己向自己抒发。可同样的，倘没了陈卓然，他就只好抑制住这愿望。现在，他可是相当放纵，相当任性，要对自己，他可不好意思。陈卓然就像另一个自己。好比阿明对陈卓然，是另一个陈卓然。陈卓然的信，对阿明是有些深刻了，他多半看不懂。他们的交往向来如此，阿明并不很懂得陈卓然，他更多地是欣赏这个人，欣赏他清明轩昂的长相，欣赏他流利的说话以及新鲜的言辞，欣赏他不为自己懂得的思想，继而感激他对自己倾心诉说。事实上二呢，陈卓然虽然深刻，却也未必真正懂得阿明。他们各领一爿天地。有几次，南昌不禁是纳闷地问陈卓然，为什么对阿明如此器重，陈卓然没有立刻作出回答，因他自己也有些纳闷。这一对朋友就是在懂与不懂之间，爱人与爱己之间，诉说与自语之间，结交和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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