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初稿越来越接近完成，我渐渐透露出了风声，我给几个要好的中学团委书记朗读我的初稿，我受到了一些赞扬，但也有人向上反映我的某些神经质的表现，我受到了团市委办公室一位负责同志的一点批评。
但我越来越破釜沉舟。我甚至想，如果我的小说成功，也许我能够被选派参加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操办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去一趟，经过一趟苏联，这辈子也不算白活。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了，我写过一首诗叫做《斯大林还会回来》。我常常流着泪唱“阳光普照美丽的祖国原野，原野成为光明的地方，我们编了一首美丽的歌曲，来把挚友和领袖歌唱……”这词也是苏尔科夫写的，他担任苏联作协的第一书记，法捷耶夫是主席。
我开始读一些谈写作的文章了，我记住了萧殷讲的“从生活出发”。我看到曾经担任夏伯阳的政委的富尔曼诺夫在写作日记里说什么成名的想法使他疯狂，我也深有同感，同时感到写作需要非常坚强的神经，它的风险和机会都是太超常了。
是福还是祸？我似乎已经走上了写作的不归之路。在契诃夫剧本《海鸥》里老作家特里果林谈到写作，说是每个具体的东西都是写作的源泉，比如一个玻璃瓶子……这个说法如同天启，如同曙光一闪。而另一个背兴的青年作家特里波列夫，追求女演员败给了老特里果林（后来曹禺甚至对我说他的印象特里果林是一个老流氓），写作也永远赶不上那个老家伙，他使我同情，乃至同病相怜，虽然我并未有情场文坛双失意的痛苦。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青年近卫军》，画出它的结构图。我想弄清那么多人物，作者是怎么样结构他的宏篇钜制的。在一个星期天有一次我去南池子中苏友协去听新唱片的音乐会，好像是肖斯塔科维奇的一部新的交响乐。我突然发现：这就是结构，这就是组织长篇小说的法门。第一主题，小提琴和双簧管，第二主题，大提琴和大号，变奏，和声，不谐和音，突如其来的天外绝响，打击乐开始发疯，欢快的小鼓，独奏，游离和回归，衔接和中断，遥相呼应和渐行渐远，淡出，重振雄风，威严与震颤……我知道怎么写长篇小说了，乌拉！
我是在开始写作以后才阅读《人民文学》《文艺报》并且开始关注我们的所谓文坛风云的。此前，我的印象是大多数时文不好看，一个毛头小伙子，一拿起笔来就有一种全盖帽儿的雄心或者野心，这虽然幼稚，却不足为奇：如果我认为我写的是现有文坛的成果的延伸，也许我最好是不写，继续积极地当我的团干部，前途可能要更无量得多。
一九五四年文艺报上开始批判“一本书主义”，我完全读不明白，作家的任务除了一本书又一本书以外，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更重要更神圣不成？一本书主义不好，两本书、三本书还是零本书、没有书就更好吗？
在对于丁玲的种种批评之中，没有比批“一本书主义”更荒唐，更不得人心的了。我这个当时的局外人认为。
出现了对于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的批评，批得崇高辉煌。我记得是宋之的同志写了这样的高屋建瓴的文字。而我最初读这篇小说时，感觉写得委婉深情，是那些年我读过的本国小说中比较动人的一篇，高于许多其他篇的一篇。例如报纸上登过一位著名老作家的作品，描写一个农村青年去结婚，一路上急人所急，难人所难，又是救病人，又是堵口子，又是排解交通事故……把新娘和亲友急坏了，最后在迟到多时、衣无完布的情况下举行了婚礼。这样的小说意思虽好，实在难于恭维。这个作品，倒是报上加了编者按大力提倡的。
而1955年开始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更使我一头雾水。毛主席的按语是写得真棒，针针见血，字字轰鸣，不但振聋发聩，而且天翻地覆——也就头晕目眩了。这个事件引发了各机关的肃反运动，我们一个小单位，把炊事员揪出来了，他说了一点关于宋庆龄的话。有几天不让他做饭而是让他扫地。河北高中一位老相识，也是地下外围组织的成员，更是被揪斗了个不亦乐乎。我暗暗吃惊，觉得可忧可怖。我觉得做得有点过头了，但总归是英明伟大之举。我要从中好好学习提高。
而1954年我发表的《小豆儿》是非常革命的，是肃反题材（发表后我才明白我是沾了肃反题材的光）。在写完《青春万岁》初稿后，我开始写一点短东西。写完不贴邮票就把稿子寄到《人民文学》杂志。那时候规定，稿件邮递是免收邮费的。稿子上我在结尾处有大段抒情，安东诺夫的路子。我自以为小说的重点不在检举坏人，而在于突出新中国的青少年，面临着怎样的光明与黑暗的对比与急剧转变。我听说过一个因小儿麻痹症后遗而跛了腿的小孩的故事，她常常挨母亲的打，但是解放以后同样挨打时候她哭叫道：“毛主席不许打人！”这位残疾女孩信赖着呼唤着共产党，毛主席！她的故事令我涕泪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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