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还有一段旁白：“我每每寻觅，一种光明的奇妙的生活……”这是王蒙学了法捷耶夫，法在《青年近卫军》里的旁白“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最后是在纷飞的战火中，用靴子作容器，喝下了战友用生命作代价舀来的带着战士的苦味与友情的浓郁的水。荡气回肠，荡气回肠！
耽于文学，这一下子就成了我的命运。念念有词，若有所思，时时走神，不太像一个好党员好干部好下属，像写作之前那样了。从每天的偶然经历中得到灵感，一阵小风我觉得恰恰像是某个人物在某一段所感受到的。一个灯泡有点歪扭，怎么有这样的灯泡呢？正好写到另一个人的家中。上公共汽车后的一阵拥挤，启发我写到小说的结尾。年轻人的一阵哄笑，又使我感到某一章的构思需要重新调整。谁知道我的写作过程？有有预案的，有随机的，有突然改变的，有得意洋洋之后发现文本中怎么也容不下它的。有出去跑了一千米回来立即改变的。有看到一棵树突然改了主意的。生活的节奏，遭遇，触发，偶然事件与非偶然事件，天气与伙食，声音与气味，情绪与消化，血压与肌肉，山色与夜色，满月还是弦月，晴日还是阴晦，都与小说的写作纠合在一起，都带给作品以绝妙的影响，都改变着作品的面貌。写小说的人有福了！写小说的人的一切遭际都是宝贵的。连没有意义也是一种绝妙的小说题材，连失败也是小说的最好契机，连尴尬也能通过写作变成潇洒，连狼狈也能因笔而成为绝佳的幽默，连不知所云也能入小说而成为妙语如珠：人生是怎样地准备了这样的满汉全席、中西合壁的盛宴，丝丝入扣，滴滴销魂，用来款待小说作者！
小说之所以是创造，不仅在于它给读者提供了新的人物故事场景，而且尤其在于它的创作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它时时给作者以新的惊喜，可能五分钟以前作者还没有想到过——也没有梦到过这一段，而五分钟后它从笔底流出来了，涌出来了，首先是给作者以新的冲击，令作者一蹦八尺，我怎么写得这么棒！我绝了！其次才能给读者以冲击。这固然有点可笑，有点容易造成作者的自我欣赏，自说自话，自以为天下第一。但是反过来想，如果一篇东西作者自身都不感动，它能感动读者吗？未必能有什么人像王蒙那样的歌唱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的朝气，新中国的第一代青年人了。如果没有《青春万岁》，难道不是一个时代的遗憾吗？
而这部书却命途多舛，半个多世纪前，即1953年开始写作，1956年定稿的本书，先是打入冷宫近四分之一个世纪。1979年后才出了书。时过境迁，这本书并没有受到专家们的重视。然而，时至今日，它仍然不断地重印，平均每三年就要印一次，从未中断，前后已经发行了40多万册，又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革结束为止，文学史上有许多极其重要和精彩的书，然而，哪里还有其他书，能这样继续不停地发行着尤其是被年轻人阅读着的文本呢？为数很少。
一部不无幼稚的“老年间”的书，却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对于一个写作人，应该满足了。
小说《组》发表没有两天，《人民文学》杂志的一位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到西四北小绒线胡同27号我的家，给我送来了476元人民币的稿费。476元，相当于我的87元6角4分的月薪的5倍以上。这也够惊天动地的。
先是听到对号入座的工作部门同志对于小说的爆炸性反应：主要是“我们这儿并不是那样呀”之类。其实这些人多是我的熟人、好友。接着由韦君宜、黄秋耘主编的《文艺学习》杂志，展开了对于《组》的讨论。我收到这一期大规模讨论的杂志的时候真是乐不可支。第一篇无保留地称赞小说的文章题名《生活的激流在奔腾》。第二篇就是严厉批判的了。一篇批判指出：林震不是革命的闯将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分子。一批青年作家，刘绍棠、丛维熙、邵燕祥也还有刘宾雁等都写了文章赞扬这篇小说。而一批我的共青团干部战友，包括李友宾、戴宏森、王恩荣等著文批评之。后面这几个人也是我的朋友、熟人和半熟人，王恩荣同志还是我的老同学，是我介绍他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我从身份上说正好处于赞成的与反对的两组人之间。然而我又是小说的作者，对小说负有不可转移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本身也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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