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我读鲁迅。我忽然想起亲友中的一些女性，她们原来也是地下党员，盟员，学生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这几年，大多结婚生子，暮气沉沉，小毛病也暴露了不少。我乃写一个第一人称的“我”，去看望老同学尹薇薇，发现尹的生活毫无亮色，甚至把大学年代她专门研究的白居易的诗稿《香山集》也卖给收旧货的了。尹忙着摆弄孩子，满室的尿布。尹对保姆的态度也极恶劣。结尾是“我”不吃饭而告辞，尹薇薇送别时若有所动，向“我”说了一句：“风大了，竖起你的大衣领子！”
这里有契诃夫，也有鲁迅，例如《在酒楼上》。这一段时间我喜欢屈原的诗句：“何昔日之芳草兮，而今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那么这里也有屈原。而且，这里也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呢，宝玉老是慨叹，好端端的女孩儿，一结婚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而且，这里有法捷耶夫与《青年近卫军》。《青》书第二稿即按照斯大林的意见而进行的修改稿中，一位老党员苏尔迦到他多年未见的年轻时的女友叶李莎维塔·阿历克塞叶夫娜家，他本来想获得李莎的帮助，而叶李莎对当局发了牢骚。苏尔迦乃改为投奔另一个口头一切均好好好的党员福明，结果被福明所出卖。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作者需要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这个敌占区要靠一帮孩子抗击德寇。但是苏尔迦与叶李莎的见面写得非常动人，时光的无情，生活的销磨，未成眷属的往日情人的陌生，艰难时刻的昏花老眼，期待与失望，错误的失望与更加错误的自投罗网，都是如此动人。我显然在写到老友——当年的情人时隔多年相见的时候汲取了法捷耶夫的手法。
这篇东西写得浅，有点幼稚。最初，我给了《北京日报》副刊。后来责任编辑辛大明把清样退了回来，说是最后一分钟主编周游决定不用。稿子证明，责编遵命作了许多修改，如把尹薇薇有两个孩子改成了一个孩子——按，当时尚未实行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我把它转给了《人民文学》，《人民文学》的编辑把所有《北京日报》上改过的东西又都恢复成原状。然后在反右高xdx潮中，我自己叫了停。然后在反右高xdx潮快要过去了的时候，我主动交出了业经编辑们改得乱糟糟的原稿。
后来的事情发展在于，批判期间，尹薇薇成了一大问题。内部印成了绝密材料，一个个神情诡异，似乎犯了什么大事。
一位相对年轻一些的同志，在发言中说：“就在尹薇薇们咀嚼着他们的渺小的悲哀的时候，一列列火车拉着建筑材料在平原上飞跑，一座座大桥矗立起来，一座座水电站开始发电，一台台崭新的车床铣床飞速旋转，一处处农业合作社喜夺丰收……你与你的尹薇薇，是多么渺小，多么卑鄙！”
他讲得义正辞严，雄辩滔滔，极具说服力与煽动性煽情力。除了不合逻辑与略显俗气以外，符合一切要求。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偶然地找出了《尹薇薇》的原稿，我把它化用到新作《纸海勾沉——尹薇薇》中，发表在《十月》杂志上了。为此还获得了《十月》杂志的冰熊奖。
这两篇短东西是我的一个时期的写作的结束。我愿说它们是我的婚前写作、童男子写作的最后篇章，虽然后一篇可能是完稿于新婚之后不久。一个青年人，不论男女，童真时期与有了伴侣以后，心情感受是颇为不同的。前一个时期，他或者她比较别扭，有些夸张，耽于幻想，磨磨唧唧，往往立论于太空，抒情于镜子之前，奇想于回忆与联想之中。后一个时间段呢，又可能找不到感觉，江郎才尽，眼高手低，好为人师，嘲笑和恶毒渐渐取代了灵气和善意……
有一句话是我很久很久之后才有所觉察的：风大了，风大了，风大了。是预兆吗？是巧合吗？是文学的谶语？是本能的直觉？大风起兮，云飞扬，竖起领子兮，难无恙！
1957年5月，在“鸣放”的关键时刻，我在工厂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来接我去机关看一个文件。我等了几个小时，又通知我不去了。
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我的命运的一个关键情节。毛主席在当年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提出了反右派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给高级干部看，先在高级干部中做好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到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对于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给他们打招呼，给他们看这篇文章。我是怎样从可能被重点保护，经过一个下午，最多两个小时，改为不再保护了呢？详情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是福是祸也不是我能说得清的。但是我可以认定，这不是市委的事。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原团市委书记张大中后来曾经明确地告诉我，市委宣传部未过问过我的划右派的事。他说市委文教书记杨述还曾提出王蒙的运动中的“问题”由市宣传文教口抓，但有关党委部门不同意，王既然是团干部，就不能特殊，只能由党团口抓。其中含义不难推测。市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刘仁同志，对我也是呵护的。我在六十年代由作协出面调动去了新疆，他事先不知此事，后来知道了，很不高兴，他身边的人告诉我，他自言自语几次：“怎么调到新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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