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下大天来，我的童年过得还是太怯弱了啊。父亲的一个朋友曾经送给过我一个鹰状风筝，我试了几次始终没有放起来，读鲁迅的《风筝》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我比文章里的弟弟与哥哥更可怜，我竟无待于暴力与蛮横的摧毁，我竟无待于封建吃人文化的压制，先是我自己就怯了，跳墙骨裂，放风筝堕地，打架无力还手，不必旁人欺负，也不可能战胜任何一个人……
往者已矣，如今的北京已不是当年的城市，所有的儿时记忆已经没有可能再重现眼前。北海公园后门的水声依旧，但是杨树林的品种已经更新，不复有那哗哗的响动。到处车水马龙，到处高楼大厦，谁可以在墙头上掏出木头手枪大喝一声“不许动”呢？夏夜不再扑流萤，冬季的天空上也看不到成群的黑压压一片乌鸦飞过，春天听不到黄鹂，秋天听不到蟋蟀。
在新疆，我的二儿子王石经常自己做风筝，一放就放到半开空，我仰首观看，心旷神怡。有些心愿，自己这一代没有完成，下一代完成了，也是快乐。
在我68岁的生日，文化部给我开车的司机郝俊卿师傅送给了我一个大蜈蚣风筝，说是他看了我的有关放风筝的文字，他想，这还不容易吗？后来，我们一道有几次将风筝放到高空的经验。毕竟，一切希望都在人间，一切人间的希望都很可能实现，虽然可能是六十年后的实现。
汪曾祺老在回答为什么走上了文学写作之路的时候，曾经戏言：“因为从小数学就不及格。”
我有点不同。我从小喜欢数学。小学时候，没有比分析那些四则文字题更令人觉得有趣的了，鸡兔同笼，有头多少，有腿多少，问是多少鸡多少兔。和尚挑水，大和尚一人挑两桶，老和尚两人抬一桶，小和尚一人提一桶……问是三种和尚各是几位。到现在我仍然喜欢这种逻辑的分析，而且我深信有的孩子解不出这样的题，其实主要原因是语文障碍，问题的叙述，已经包含了解决问题的逻辑，但某些孩子读不明晰，弄不清主语宾语定语状语，弄不清条件与设问的关系，觉得文字已经很绕脖子了，还谈得上解题吗？有的孩子做错了题则是由于对文字题的设问词、语、句的理解上出了毛病。听清楚话，看清楚文字谈何容易！此后的大半生有多少人看不清文字语句却要与你争论，老天！
后来在初中，则是平面几何使我如醉如痴，什么九点圆，什么悠勒尔线，那种完美，那种和谐，那种颠扑不破，那种从最简明的地点入手而徐徐升高，变得华彩炫目的过程，实是天机，实是上天给人类的最好的礼物，是上天给智慧的奖赏，是上天与智慧的联欢。而做一道证明题或作图题的过程如寻路，如觅光，如登山，如走出森林，那是一个不断选择，不断分析的过程，那又是一个不断寻找，不断否定，不断舍弃，不断靠近，不断开辟的过程，当你慢慢走对了路的时候，你似乎听到了光明的合唱，你似乎看到了朝霞的绚烂，你似乎服膺了智慧的千姿百态，你似乎亲手造就了自身的成长，做出一道题你就长出一口气，你就又长高了一两个毫米。没有比逻辑和智慧更美丽更光明更忠诚更可靠的了。
我还要说，智慧的最高境界与忠诚密不可分，没有专心致志，没有始终如一，没有老实苦干，就只有小打小闹的阴谋诡计，不可能有真正的智慧。智慧使人变成巨人。智慧是美丽的。而在年逾七旬以后，我还要说，智慧是魅力，是风度，是远见也是胸怀。智慧是人化了的性感。智慧使男人变得高大英俊，使女子变得神奇迷人，智慧是美的孪生姐妹，智慧是善的明澈的观照。
我还要提到，我的初中几何老师王文溥是一个极其优秀的数学老师，他善于把一道几何题的做法，解决的过程说得栩栩如生，楚楚动人，诱人，他善于表达智慧的力量与快乐。我的喜欢数学与他的讲授关系太大。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四十一中的校庆日返校，见到他，他还在为我的弃数从文而惋惜。他说：“有什么办法呢？你选择了别的路子……”
数学问题上我也表现了自己的狂想遐想。我做过一个题给王老师，我做了一个证明题，证明的是“点不能移动”。我的理由是，点从A移到B，必须先经过A与B中的中间点A’，而欲达到A’，必先经过A’’，欲达到A’’必先达到A’’’，而你是找不到那个最后的也就是距A最近的点的，这样点A的移动遂成为不可能。王老师大喜大笑，他说这是一个微积分的问题，是初等数学里所无法解决的，但是他欣赏我的钻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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