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喜欢短时间的北京城向大自然的回归:夏夜,在院落中乃至到胡同口乘凉,听姐姐王洒背诵杜牧的咏什么“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的诗句。确实那时的北京夏夜到处都能看到款款飞着的萤火虫。二姨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孩子由于丢掉了打醋的一毛钱,被继母打死了,这个可怜的孩子死后变成了一只萤火虫,打着灯笼寻找他丢掉的一毛钱。从此我深为自己的母亲并非继母而特感幸福。
大雨之后胡同里积着齐膝的水,蜻蜓擦着水面飞。杨树上时有知了高唱。北京的国槐最多,春天则是小小的青虫,吊在从树干上垂下的丝上。我们解放前最后迁入的小绒线胡同二十七号,向东一拐,就有一棵特大的国槐树,我们的后院里也有一棵大槐树。后来,果然我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写到了槐花。秋天即使在庭院里也听得到蟋蟀的啼鸣。我曾经很热衷于养蟋蟀斗蟋蟀,热衷于给蟋蟀喂毛豆。行家告诉我,好蟋蟀需要喂人参,我就不明白了,谁知道什么是人参呢?
夏日我也喜欢养蝈蝈,我有细秫秸杆编成错落有致的蝈蝈笼,传说故宫的角楼就是参照了民间编蝈蝈笼子的方法修建的。我懂得如何给蝈蝈喂黄瓜、西瓜皮和南瓜花朵,我从小喜欢听蝈蝈的啼叫。我不懂为什么有人讨厌蝈蝈的啼叫,嫌它吵,就像有人嫌交响乐吵闹,还有人怕听提琴或者二胡,说是听了“脑仁儿疼”一样。
我喜欢所有的吆喝,卖小金鱼和大田螺,卖卤鸡和卖糖葫芦,这二者都有抽签奖励的促销手段。卖硬面饽饽的,是山东乐亭人。卖爬糕和凉粉,像男高音。冬夜则是卖羊头肉,切得比纸还薄,切出来的肉片变得透明。仅仅是卖一筐水萝卜也是叫得曲折宛转十分出彩。寒冷的深夜,有时会听到盲人算命者的笛子声,“梭米瑞多瑞米拉梭——梭(低八度)多米瑞多……”我觉得极其凄凉。家里人说,这些人名为算命实际上很可能是卖烟土——贩毒的。这使我更感神秘了。白天我也常常看到瞎子,可怜的很。有一些与我同龄的男孩老是欺负盲人,残疾人,还有一对乞丐母女母亲的样子像是有精神疾患。我同情她们。
现如今,大约是为了安抚老北京们的怀旧情意,组织了舞台上的旧京吆喝合唱,一片混乱嘈杂的蛤蟆闹坑,恶劣透了。舞台不是胡同,集中在聚光灯底下闹轰也不是特定的时间地点季节品种的吆喝,合唱团员们哪里有小贩的心情与声带?生活与艺术紧紧相连,然而生活与艺术是不能互相照搬的,照搬卖货吆喝的方法不可能成功,而只能是更告诉人们,过去的一切已经成为永不复返的过去。
我喜欢看老舍的话剧《龙须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于是之饰演的主角程疯子,能很地道地吆喝一嗓子:“卖哎大啊吉恩(金)鱼吁,卖哎稀噢(小)吉恩(金)鱼吁拉哎(来)唉……”这里的“稀奥(小)”是全句的重点,要拉够长声,要清晰地传达出复合韵母的全部特点。但我也有不满足,在我的记忆中,北京的春天除了小金鱼,就是是说卖金鱼的都捎带着卖“大田螺蛳”,程疯子怎么忘了吆喝大田螺蛳了呢?
姐姐比我只大一岁半,我受了她和她的同学的玩法的影响,从小玩很多女孩儿的游戏:跳房子,踢毽,抓子儿(桃核与玻璃球),用丝线绑捆香包(小粽子),还有跳绳之类。但后来开始受到女孩的排斥,自己也觉得无趣了。
有几天我醉心于自己制造一部电影放映机,因为我知道了电影的原理和什么视觉留迹的作用。我想的是自己画出动画,装钉成册,迅速翻动册子,取得看电影的效果。努力良多,没有太成功。
我毕竟是男孩子,慢慢地就有了野一点的玩法,在墙头上玩打仗,每天没完没了地做手枪,时幻想着自己趁一只活像真枪的手枪,大喝一声“不许动!”嘎——咕,一枪毙“敌”于脚下。
但是我的蹦蹦跳跳的游戏并没有能够坚持下去。我上初中的第二学期,到西什库第四中学看我们学校与四中的棒球比赛。男生们一个个都抄近道从一个墙头跳下去,我犹犹豫豫,上了墙头,欲跳又止,下去了,右脚脖子歪了一下,疼痛难忍。结果,造成了脚腕处骨裂,养了一个多月,影响了上课,唯一的这一学期,我的考试没有进名次。我尝到了挫折的滋味,梦里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的优异成绩,却在成绩通知单上看到了失败。梦中的我一再追问,这是真的还是梦?梦中的回答是,不,这不是梦,这是真的,就是我考得好,骨裂了仍然考得好。这样的信心正是我无比的屈辱感的根源:愈相信自己就愈感到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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