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晚我终于听闵先生亲口讲述了这个传奇故事。我发现闵先生讲到耳朵只剪掉半个他就动手去撕，谁知因流血手下太滑，撕又撕不下来时，仍带着几分遗憾。而讲到他是如何骑着歪把自行车冲出围观的人群时，又带出几分得意。这时他放下手中的筷子，一手在前，一手在后，双肩扭动，颠簸着自己做向前冲的姿势。至此，闵先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他说他剪耳朵不成功的根本原因，是没做好事前的准备动作，他应该把准备好的一包石灰先撒向他的脸，然后再上去剪耳朵。可惜因为他过于慌张，竟把装在一个信封里的石灰原封向他投去，石灰不但没有散开发挥作用，他本人也发案于这个信封，因为信封上清楚地印着“浙江省话剧团”。所以回团后，尽管他又藏血衣又洗手洗脸，第二天警方还是带着信封登门调查了。
您是被警察带走的？我问闵先生。
不是。闵先生说，我是投案自首的。
您自己？
和G先生一起到的公安局。当时G先生知道了这件事，说，你既是为我报仇，我必须和你一起去自首。
后来呢？
后来公安局一看是G先生来了，都惊呆了。杭州谁不认识G先生？
您被宣布无罪释放了？
不光宣判无罪，公安局的人还说，你应该把他的鼻子割掉，为什么只知道割耳朵？还说要求G先生画一幅画。谁给他们画呀。
再后来，那被割了耳朵的人据说给送去劳改了。
闵先生的故事是发生在中国“文革”后期。“文革”时，公、检、法①已被“砸烂”，执行公务者多是临时机构，且存有派性。因此，闵更灿的结局便也成了幸运的偶然。
晚饭结束时，闵先生再次提到请吃海鲜的事，还告诉我们他在家里只听中国歌，我想起他汽车里的CD也都是中国歌曲。但我还是从现有的印象中看出了闵先生骨子里的韩国性格：进攻的，性急的，好打抱不平的。他那讲到兴奋之处扭动着肩膀的样子，还使我忽然想起在一本研究韩国国民的书中读到过，韩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常说这么一句话，叫做“肩膀刮起神风”。意指一个人兴奋时舞动双臂和肩膀的样子。这无疑是一个充满感性煽动力的身体动态，同时也是对韩国人某种外露性格的形象比喻。中国汉族男性是不会用肩膀来表达兴奋的情感的，中国男性的肩膀大多时候是静态的、平稳的——即使面对着一件让他激奋不已的事。
据说，韩国的“肩膀刮起神风”已被上升为一种精神，一种名为“辛巴辣慕”的精神，我想这精神大约和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样的状态有关吧。
今天，看上去有着中国风度的闵先生最终还是个地道的韩国人，他的激情和他的动态，都使我越发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
①公、检、法是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简称。
早晨醒来有些不舒服。这种不舒服来自某种心理。我睁开眼盯着朦胧中的屋顶，心想房间怎么这样高啊。也才找到了不舒服的原因：昨晚我是睡在了有“温突”的房间。
“温突”就是热地铺，这是韩国传统卧房形式，至今有些饭店仍然设有一些带“温突”的客房，通常价钱要高于普通标准间。当然，今天的“温突”早已不是靠烧柴取暖，它是电热式，由房间的中央空调控制，地面温度可自由调节。韩国人特别喜爱有“温突”的睡房，我们这套房子里也有一间“温突”房，便是我占有的这间。昨晚分配房间时，向阳的带一张大床的主卧自然属于父亲；雪子坚持请我睡这间朝北的“温突”房；她自己选择了客厅的大沙发。她说她喜欢在豁亮的房间睡觉，午睡时人让太阳明亮地照着，会睡得很舒畅——也算是一种奇特习惯吧。
我接受了雪子的好意，走进“温突”房，光脚感受着微温的地面。这地面略带弹性，由一种绝缘的复合材料铺就。5月中旬的奥克贝利，早、晚温差大，中午闷热，可穿短裙；晚上在户外就要加一件羊绒衫了。在春风尚寒的晚上，光脚踩在卧房暖融融的地面上，的确很惬意。后来雪子从壁橱里搬出寝具帮我在“温突”上铺好，我盖上散发着干净棉布清香的薄被，开始了第一个“温突”之夜。
早晨醒来所以感觉不适，可能在意识里总觉得是睡在了地上。我对天亮的感知也不是从窗户上，而是从门缝底下射进来的光亮上。我的降低了的视线使我侧身即可看见门与地面的空隙。当我从地铺上坐起来，滚爬着穿衣服时，还有一种不安定的、被赶出家门的狼狈感。如果我把这感觉讲给韩国人，他们一定会觉得荒唐可笑。和床相比，地面虽更为牢靠、稳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中的多数最终还是睡到有高度的床上去了。当我们逐渐习惯了在床上接受卧室的高度，有一天忽然把身体降至地面看天花板时，可能会发现自己既渺小又无所适从。其实，这纯粹是民族习惯的问题；或者，人类慢慢“进化”到床上，也说不定是一种退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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