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问：“为什么撞人？”
南门人答：“莫（没）铃儿（指车）！”
警察又问：“为什么不安铃儿？”
南门人答：“莫（没）空儿！”
90年代的南门口音里，“莫”已经进化成了“没”，这种对普通话的质朴向往和顽强靠拢还使南门人养就了较为厚道的待人习性。他们不排斥外人，因为实际上南门是个被外人占领的城市。它无法引人怀旧，却能诱人寻找机会。我常常以为在一个充满怀旧意蕴的古老城市，机会终究不会太多。特别像我这样一个揣着狼狈的麻烦从故里逃脱的人，更是愿意在一个彼此纠缠不深的环境里寻找我的一切可能。目前我在一个被称作设计院的大单位工作。
我为之服务的这家设计院是个颇具规模且保密性很强的单位。据老同事们讲，过去各科室、各车间之间都不了解彼此的任务，外人进院办事，要自带档案。由于它的规模和性质，使它地处南门市的最边缘，与郊区的乡村土地接壤。它仿佛是被南门市抛掷出去的一个庞然大物，又仿佛是南门市继续向外扩张自己的一个急先锋。连接南门市与这“急先锋”的，是每隔二十五分钟开来一辆的公共汽车。汽车把粉末儿一样干细的黄土带进市区，又从那里载回一些大院里我已熟悉的面孔。除非特殊需要我难得乘公共汽车去浏览一次市区，因为这设计院好比一座微型小城，吃、穿、用、玩的设施基本齐备，它无时不在告诉我这儿就是我需要的一切，何必要用乘公共汽车来证实你在南门市的存在呢。我只乘公共汽车去过一次市中心的大仑酒店，一位大学同学发了财，路过南门市在那儿请我吃饭。
这同学是倒腾电脑发起来的，身边伴着一位女郎。女郎脸上涂抹着疲惫的脂粉，脖子上争先恐后地绕着好几圈金项链。我以为这是他的太太，他却大大方方地告诉我说不是，但比太太更亲密。女郎大腿压在二腿上直乐，两条腿神经质地抖个没完。这同学问我是不是已经给什么人做了丈夫，我说没有，他说这就对了——不过就算当了丈夫也用不着怕谁。什么叫丈夫？丈夫丈夫就是一丈之内是你的夫，一丈之外立即作废。那天我们吃了不少也喝了不少，彼此又说了些哥儿们义气之类的废话，一瞬间我感到我自己挺没意思。
当我从酒店乘车归来，当汽车驶出市区我在车上遥望着矗立在原野上的设计院那白色的楼群，它就像行走在平静海面上的一艘巨轮，衬托着它的似乎将永远是风平浪静。
我打算就在这“巨轮”上从容、自在地活上一阵，而且我已经在这里发现了几个有些姿色的女性，比如设计院幼儿园的一个阿姨——后来我知道她叫林林。这是个黑眉毛白脸的小个子姑娘，在人前装得文文雅雅，领着孩子们在南路上散步时，走到僻静处就伸手到白大褂兜里摸零食吃。或许正是这个摸零食吃的动作吸引了我，使我有时候很想把她拥在怀里，像喂孩子一样喂她吃点什么。这个俗不可耐的想象总鼓动着我寻找机会接近林林，比如算好时间故意在她带孩子散步时走过来。那时我装得步履匆匆，“匆匆”到简直就像没看见身旁有一队孩子和一个漂亮姑娘。有一次当我一无所获地白白穿过了林林的队伍，在我身后却突然爆发出孩子们齐声的招呼：“叔——叔——好！”我无比激动地回头看林林，她正低头弯腰给一个孩子擦鼻涕。她装作对一切浑然不知，那仅仅是装作，我怀着百分之百的把握想。果然，当她以为我已远去时就慢慢抬起头来，我正好放肆地迎住了她的目光。她很矜持地冲我笑笑，只有我知道这分明是久已对我有过观察的笑。假如不是这期间我出了点事，很快我就会邀请她去我的单身宿舍做客了，但事情就出在我的宿舍里。
起初宿舍独属于我个人，也许正因为它曾经独属于我，才使我产生搂着幼儿园阿姨喂她零食吃的念头。但好景不长，正当我和林林有了交往可能的时候，这宿舍不再独属于我，行政处给我塞进来一个名叫罗欣的人，从此这个戴眼镜的孱弱的瘦子成了我的同屋。我得承认罗欣基本是个善解人意、不惹是生非的“舍友”，而且他对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意。每当我坐在自己桌前翻着闲书喝几口白酒时，他总是拿出他的啤酒很诚恳地说：“喂，喝点儿啤的吧。”我讨厌有人把啤酒说成“啤的”，但我竭力压抑着心中的厌恶，竭力谴责我这种挑剔他人用词的毛病。况且罗欣与我相比真是不堪一击的样子，若是将他剥光了去给画家当模特儿，画家们肯定无法找出他身上的哪块肌肉在哪儿。于是我可怜起罗欣，捎带着也可怜起他那句“喝点儿啤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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