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在山东根据地的实践中，积累了货币发行的宝贵经验，为几年后人民币独立于金银发行，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8年，中共开始讨论人民币发行政策，薛暮桥关于货币独立的观点受到了很大质疑。当时延安过来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根据地没有金银储备，又得不到美元英镑等强势货币的支持，如果再切断与法币的联系，不可能保持物价的稳定。
薛暮桥则以山东根据地的经验证明，货币的价值从根本上说是由货币的购买力决定的，完全可以摆脱和金银、外汇的关联。更为关键的是，一旦发生关联，根据地的经济将很容易受到敌人的影响。“有的地区（如华中），前几年虽然没有停用法币，而他们因法币不断贬值，就不断改变本币同法币之间的比价，以保持本币币值和物价的相对稳定。但是在山东和晋冀鲁豫，则在货币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停用法币，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本币市场。”【12】
1948年底，在总结过去各根据地货币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中共开始发行统一货币——人民币。人民币不规定含金量，并申明与金银脱离关系，汇率主要依据货币实际购买力而定。
当时国民党带走了国库中的全部黄金白银，如果人民币与金银挂钩，收购金银要增加货币发行，物价就会上涨，国民政府在币制改革时已经发生过类似情况。于是，共产党在人民币发行的同时，冻结金银定价，使之低于物价上涨速度，也低于国际金银价格。这是此后数十年中国金银管制政策的开端。
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吸取历史上明清和国民党政府因为掌握不了白银供应而丧失货币主权的教训，不与金银和外汇挂钩，摆脱了拥有强大金银储备的西方列强对中国货币、经济和政治上的控制。
人民币脱离金银独立发行，这是当时中国摆脱西方列强的货币控制的现实选择，体现了实事求是的重要原则。今天，在人民币与美元绑定的情况下，美元由于债务负担过重而不得不长期贬值，当面临丧失世界货币地位时，如果美元未来选择以“改进版金本位”的方式重新与黄金挂钩，以强化美元信用，由于中国的黄金储备严重偏低，则人民币的战略态势将十分不利。
人民币的未来究竟是否要与美元挂钩，还是独立自主地创造崭新的货币发行模式，这将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原来在各解放区使用的不同货币，现在都涌入了统一的解放区市场中。于是，就产生了许多“货币的烦恼”。在统一的解放区内，走出几百里甚至几十里地之外，就要换用另一种货币。
当时负责华北地区财经工作的董必武，就亲身经历了这样的麻烦。他从延安出发，来到了晋察冀根据地考察。一路上走得又饥又渴，他便与夫人、孩子停靠在路边大槐树下歇息。随身带的干粮都吃光了，警卫员跑到村中小杂货铺子里想买几个烧饼和烤红薯。谁知到了付款时，居然出了问题。
卖烧饼的接过钱来一看，不认识是哪里的钱，警卫员不得不解释这是陕甘宁解放区的边币。卖烧饼的人拿着钱·来覆去地看了几遍，最后还是退回来说：“不行，这钱我们这里不花！”原来当地只用晋察冀解放区的货币，别的钱一概不用！
警卫员无奈，拿着钱到附近的一家公营机关商店里去换，机关商店的售货员也不给换，态度坚决地回答：“晋察冀地区只认晋察冀边币，其他的钱票都不认，我收了你的钱也是白作废，谁能干那傻事？”
这时，董必武的夫人对警卫员说：“你不用着急！我随身带着一块给孩子们用的布料，你就拿它去和人家以货换货吧！我想，用这块布料换几个烧饼是足够的！”【13】堂堂的革命元老董必武，被货币问题逼得只能用布料换烧饼充饥。
当时，解放区的金融系统各自为政，不仅货币不统一，还互相征税，搞贸易保护。有的解放区为了降低贸易逆差，甚至提高本地特产的价格，拒绝其他解放区的商品入境。
山东根据地拥有最“强势”的海盐，发行的北海币最坚挺；晋冀鲁豫的冀钞次之；西北地区因为物资最为缺乏，需要大量进口，发行的西北农币最弱。结果出现了晋冀豫抵制山东的海盐，冀南扣押冀中订购的煤炭等混乱现象。
董必武在1947年底向中央汇报时，严肃批评了各地“互相建筑关税壁垒，各区票币互相压抑抵制，商业上互相竞争，互相摩擦，忘记了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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