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老谋深算的国际银行家也深知，在被大革命激发出爱国热情的中国人民面前，简单粗暴地直接出面干涉，实在是成本高昂，得不偿失。要稳定他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还要靠国际银行家在中国的直接代理人——买办阶级。
而此时中国的买办阶级最大的利益诉求则在于向国际银行家要权。国际银行家的在华利益集中在上海公共租界，租界的最高权力当局是租界工部局。由于租界的特殊地位，很多大买办、江浙财阀都定居在租界，要向工部局照章纳税。然而奴才注定是不能与主子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这些大买办、财阀在工部局里根本没有一席之地，“朝中无人”则利益难以得到保障。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资产阶级共和原则，这些买办阶级早就心怀不满了。
1926年3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人员就与上海中国资产阶级的大人物们在大华饭店聚餐。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在饭桌上解决问题。这件事称为“上海历史中之又一里程碑……此种会议之召集，在本市历史中尚属创举”【16】。工部局的美国董事，代表他的英日同僚致辞称：“我等乃诸君之东道主，今蒙一班享有如斯盛名之中国缙绅光临此会，实觉庆幸之至……与我们共聚一堂者乃一群代表人物，彼等均足以规范及指导一庞大及惊人之力量，此种力量即世人所知之舆论是也。”【17】在餐会做主题演讲的工部局董事会主席费信惇，单刀直入主题：面对革命力量的燎原之势，“想出对付手段”是必要的。如果要动用武力，可能“很快便招致一个极端严重的国际形势”。“上海工人似乎成了‘第三者’（指中国共产党）的易欺的牺牲品了，这些‘第三者’诱使他们破坏工厂的安全。那么，为什么不利用中国工人阶级这种极端的轻信……以谋他们的好处和我们的好处呢？为什么不建立另一种领导，以区别于他们已经熟悉的领导呢？他们对这一新领导至少要像他们对其他任何领导一样乐于服从的……我的意思，需要有一些像今晚我们聚首一样的人士（对他们加以领导）。”
虞洽卿立刻起立致答词：“我们（指在场华商）通通十分知道这个非常紧张的局势……我们毫不夸大地说，只须略一撩拨，立即便发生火焰……为了我们彼此共同的利益，我们必须用一切方法防止它（指革命）。”时候不多了，听天由命是危险的。“我们目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地方的初步工作与全国及国际规模的共同行动打成一片，使我们的重大问题得到最快和最满意的解决。”紧接着虞洽卿话锋一转，“但坦白说来，我们不想以‘任何代价’得到它。”洋人必须多少承认“种族平等”和“主权”的原则。尤其是此刻，他们应该让中国资产阶级参加上海的行政。
三个星期之后，上海公共租界外国纳税人年会通过华人参加市政一案，上海公共租界董事会破天荒有三位华董参加。此后，虞洽卿本人一直牢牢把持着工部局董事会的一个席位，其他的华董中还包括江浙财阀系的旗舰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徐新六。这显然是笔交易，上海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大买办和江浙财阀就用这样的价码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国际银行家们。
这样一个八面玲珑、手眼通天的虞洽卿，对于急于镇压中国革命的国际银行家来说，正是“面试”蒋介石的合适角色。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终于开进了上海。蒋介石一到上海就立刻与虞洽卿等人接洽，落实此前达成的交易。虞洽卿马上牵头组织了包括上海所有重要银行、钱庄、银楼和商业、工业团体在内的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准备为蒋介石融资。
这个联合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就是上海银楼公会，代表人物是席云生。而洞庭山帮的席家，正是江浙财阀体系中的顶梁柱，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官办银行、商办银行、钱庄票号与实业商业界，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并编织起一张巨大的人脉关系网。
苏州洞庭山帮的席家，自1874年席正甫出任汇丰银行买办以来，祖孙三代把持着汇丰银行买办位置长达半个多世纪，汇丰银行一切对华业务，包括对上海钱庄票号的拆票业务，对中国政府的政治贷款、铁路贷款以及对鸦片贸易的垫付银款业务，都由席家把持的汇丰银行“买办间”进行操作。清朝洋务派的高官，从左宗棠、李鸿章到盛宣怀，一旦需要融资，就势必要求席家帮忙，无一例外成了席家的铁哥们儿。日常业务中需要经常融资的上海钱庄，更是对席家言听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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