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正甫同辈兄弟四人中的另外三人也都不简单，老大席嘏卿在英国渣打银行上海分行成立的第二年就进去当了买办，是该行的元老。老三席缙华曾是英国德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老四被过继给席家亲戚、新沙逊洋行第一任买办沈二园，并继任沙逊洋行买办，人称“沙逊老四”。
除了给国际银行家当买办，席家还利用自己对外国银行的业务垄断和政府官员的人脉关系，凭借自己的雄厚财力，使席家参与创建了中国的官办银行体系，如户部银行、大清银行、中国银行等，并成为主要股东。
可以说，整个上海的金融业，从外资银行，到官办银行，再到民营钱庄、票号，全都在席家的势力范围之内。当年席家只是牛刀小试，就将号称中国首富的胡雪岩斩于马下。
席氏子弟陆续进入家族的买办关系网，成为13家外国银行的买办，更多的姻亲、同乡、同学也逐渐进入这一体系，一个势力强大的金融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例如，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国时的同学，席德柄的大哥席德懋，则把女儿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柄后来担任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厂长，席德懋则担任中国银行的总经理。
席家选择了支持蒋介石，就等于国际银行家对蒋介石投了信任的一票。在中国，属于蒋介石的时代来临了。
1927年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的代表团拜访蒋介石，声称只要他和共产党决裂就给予财政援助。据当时《字林西报》报道，代表团强调“上海立即回复和平与秩序”的重要性，蒋介石做出了“迅即调整劳资关系”的保证。3月31日，虞洽卿与上海商业联合会牵头正式成立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北四行”联合准备库副主任钱永铭等大银行家，以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两家最大的华资银行代表，汇集了当时中国金融业几乎所有的头面人物和大机构代表。
上海的银行与钱庄，于4月1日～4日，向蒋介石提供了300万银元的财政援助。【18】4月8日，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得知江浙财阀已给蒋介石提供了300万银元，但条件是，“坚持除非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员，否则他们就不再给他支持”【19】。银行家毕竟是商人中的最高境界，虽然给蒋介石画了个6000万大洋的大饼，但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付，只有把活儿干漂亮了，才会接着给。
蒋介石拿到这笔钱后仅一周，就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四一二”政变！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工人、农民和左翼人士。
蒋介石提出了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口号，银行家觉得很“给力”，马上又向蒋介石提供了700万银元【20】。一时间，大江南北，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蒋介石用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头颅，为自己投靠国际银行家势力集团缴纳了一张血淋淋的“投名状”！
此时完成“项目考察”和“一期融资”重任的虞洽卿退居幕后，“蒋介石项目”的投委会主任，换成了江浙财阀中生代的代表陈光甫。陈光甫早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回国后不久创办了在中国金融史上独树一帜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1915年吸收的存款1.8万银元起家，到1933年达到存款3330万银元的惊人规模，堪称金融奇才。
另外，陈光甫与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关系密切。陈光甫在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时候，一共募集到7万元股本，其中孔祥熙就有1万银元的股份，宋家以宋老夫人倪桂珍的名义也投了5000银元，北伐之前，孔祥熙就多次写信给陈光甫，邀其南下。有了这层关系，陈光甫俨然成为蒋介石最倚重的银行家。
陈光甫不辱使命，发动“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专门替蒋介石承销公债，为严重缺钱的蒋介石进行大规模融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当时打着“国民革命”旗号的蒋介石政权，为了凸显其“革命性”，继承以前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政策，在洋人控制的海关关税5%之上，另行加征2.5%的附加税，也就是所谓“二五附税”，以期保护民族工业。当然，在洋人同意之前，这个“二五附税”还只是一句口号，但是这并不妨°银行家把这笔“莫须有”的未来收入作为抵押，来发行蒋介石政府的公债。
上海金融界、工商界认购“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是为了“防范军阀与共产党”。他们在政治上，选择了南京国民政府，并在经济上支持蒋介石。债券的发行明定还本付息，确立政府债务信用。为了监督发行公债所得资金得到合理运用，江浙财阀还专门成立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由江浙财阀的另一巨头、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李馥荪担任。这个基金保管委员会加强了蒋介石和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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