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的发行总额为3000万银元，月息七厘，从同年7月起，分30个月摊还。这笔公债由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及江浙两省共同负担，此外加派两淮盐商300万银元。在所有认购蒋介石政权公债的人士中，江浙财阀占了8成，其中，中国银行承购的数额最多。【21】中国银行的总经理是另一位金融奇才张嘉H。张嘉H早年就读于日本庆应大学，1914年，年仅28岁就当上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在张嘉H的领导下，中国银行拒绝与北洋政府合作，向江浙财阀各大银行、交易所、大企业募集股本金近600万银元，于1923年买下北洋政府的500万银元官股，将北洋政府的股份挤出了中国银行的体系，使中国银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完成了中国银行的私有化。
声名大振的张嘉H与上海金融界的实力派人物李馥荪、陈光甫等人成为莫逆之交。为使上海银行界同行联合对外，他发起成立由各行经理参加的星期五聚餐会，借以交流金融信息，联络感情，交换意见。张嘉H利用这个聚餐会，广交朋友，分析各种信息，传播科学的经营方式，很快打开了局面，使得这个聚餐会逐渐扩大，后来演变成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银行公会以三个人为核心，即为蒋介石融资最多的张嘉H，组织融资的总负责人陈光甫和监督资金去向的李馥荪，三人关系密切，被视为江浙财阀的“三鼎甲”。
1927年4～5月，仅仅两个月间，蒋介石就获得了4000万银元的融资，大大超过整个国民政府在1924～1927年间从苏联获得的3000万金卢布的资助。蒋介石的“投机生意”，看来大获全胜了。
他“剥离”了国民党内苏联和共产党的“危险资产”，拉来了规模更大、更有背景的风险投资——江浙财阀及其背后的国际银行家。然而，他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就是依然受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
1927年4月9日，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汪寿华收到杜月笙派人送来的一份请贴，邀请汪寿华4月11日到杜公馆赴宴，有要事相商。汪寿华因为与青洪帮常打交道，认为“他们还讲义气”，就决定前去赴约。4月11日晚上8时许，汪寿华来到杜公馆后，一阵不祥的预感忽然涌上心头，杜月笙并没有出现。周围逼近的打手，目露杀气。汪寿华暗叫不妙，转身想走，已然来不及了。几个打手一拥而上，手法娴熟地将其打翻在地，干净利索地装进一只麻袋，塞进汽车运到龙华郊区活埋。
紧接着，12日凌晨3点，杜月笙手下的青帮流氓配备了手枪，组成有特定攻击目标的分队，穿着有“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装，乘车冲出青帮大本营法租界。同时，几百名白崇禧部队的士兵也同样伪装穿过公共租界，分赴闸北、南市、沪西等处，袭击了南市工人纠察队的驻地。二十六军周凤岐的部队在晚上已进驻靠近工人纠察队集结地和总工会总部的阵地，这时借维持秩序，调节冲突之名，将工人纠察队强行缴械。
当天中午，上海市总工会发动全市工人总罢工，游行示威抗议暴行。结果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向游行“国民”开枪，大屠杀开始了。两天之内，300名工人被杀，500人被捕，5000人“失踪”。随后，在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广东、常州等地发生大规模血腥镇压，大约25000名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被屠杀。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公然背叛了国民革命。
消息传到武汉国民政府，立刻引发了一场政治大地震。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宣布立刻解除蒋介石的一切职务，开除其国民党党籍，并下达通缉令，捉拿蒋介石。这时的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着一个重大战略抉择：要么继续北伐，消灭依然盘踞在黄河流域和华北、东北的北洋军阀；要么东征讨蒋，国民革命将面临分裂。
武汉政府下属的实力派军人们，比如唐生智、张发奎，大都与蒋介石存在派系矛盾，因而力主东征讨蒋，希望趁机除掉蒋介石，吞并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而苏联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周恩来则主张继续北伐，待打倒北洋军阀后，再掉转枪口收拾蒋介石。
鲍罗廷认为：“我们现有的兵力不可能东进……东进不仅将促使蒋介石与帝国主义乃至北方军阀公开结盟，而且我们将会被打倒和消灭。”【22】鲍罗廷的顾虑是有道理的。
就军事形势而言，武汉政府处于四面楚歌的不利境地。北面是虽败未垮的直系军阀和实力依旧强劲的奉系军阀，东面最富庶的省份被蒋介石及其同盟桂系李宗仁的军队所占领，南面两广则是被桂系和亲蒋的李济深所把持，上述这些敌人都在磨刀霍霍，随时准备扑上来。而武汉政府统帅下的军队，大都是出于一些现实考虑才站在武汉政府一边，他们或是需要武汉政府的粮饷供给，或是因为与蒋存在派系矛盾和野心冲突，但事实上，他们大都认同蒋介石的反共“清党”，只要价钱谈拢，随时可以像蒋介石一样出卖革命。真正能够与武汉政府同呼吸、共命运的只有叶挺的一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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