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27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1亿元金融公债发行案，以此充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增资之款。随后强行“改制”中国银行，改总经理制为董事长制，直接任命宋子文出任董事长，宋子良和杜月笙等进入了董事会。同时强行加入官股1500万元，总股本扩张为4000万元，官商各半，使官股从原来的500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张嘉H调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实际上是把张嘉H给架空了，只给他留了个头衔。如此重大的事情，事先张嘉H一无所知。随后蒋介石以同样的手法“接收”了交通银行，到了4月，交通银行修订章程，官股占比改为63%，交通银行也被“官办”了。
对于蒋介石驱赶亲日的张嘉H的“倒行逆施”，日本方面极为不满。在日本住天津总领事川越致北京若衫参事官的密电中提到：“【昭和十年（1935年）四月六日】据某要人密谈：把张公权（张嘉H）由中国银行赶走，这是因为蒋介石为了讨伐共匪及扩张军备，使南京政府的财政收支每月出现了2500万元的赤字，每年赤字达3亿元。这是孔、宋两人为了加强蒋介石政权而策划的……归根结底，他们所策划的，是在统制金融、整顿通货的美名下，谋求（货币发行权）的统一，从而使南京政府的势力能够统一地发行不兑换纸币……目前中日友好的空气正在日益高涨的时候，只为了孔、宋等，要把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张公权赶走，简直是个莫大的笑话……”
拿下中交两行之后，官僚资本控制的“四行二局”，形成了中国金融业的新格局。四行就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后来加进来的中国农民银行；二局是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H被迫辞职，和中国银行脱离了关系，从这一天起，中国银行沦为官僚资本的工具，这也正标志着中国自由资本时代的结束。鉴于张嘉H在社会上的影响和日本方面的情绪，蒋介石还是有所顾忌。为了笼络人心，半年之后，又把张嘉H列入内阁成员中，任命了个部长，后来张嘉H以健康不佳为由，辞去了部长职务，黯然赴美“考察”去了。
对私有资本的清洗才刚刚开始，完成了第一步“接管”中交银行的蒋介石，再令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积聚大批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三家银行的钞票，并一次性向该三行兑现，制造挤兑风潮。
中国通商银行是三行中发生挤兑的最后一家，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是当年盛宣怀的心腹总管。他事前已估计到蒋介石要来这一手，就乞求通商银行的董事兼“私人好友”杜月笙帮忙“疏通”。
杜月笙很痛快：“有我们撑腰，不要害怕。”
事实上，傅筱庵恰恰落进了杜月笙的圈套。
杜月笙拍着胸脯道：“缺多少头寸，尽管来拆，这点小忙，做小弟的应该帮，但是你还得做好充分准备。至于上面，尽力见机行事。”
傅筱庵决定把即将落成的“通商银行大厦”按已付部分的造价180万元“友情”出让。请杜转达“上面”予以收购，杜月笙一口就答应了。
马上，由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出面，代表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收购了这座大厦。宋子良将大厦的名称立即更换为“建设大楼”，并连夜动工把大厦的招牌给掉换了。
外界立即盛传，中国通商银行要倒了，连大厦都卖了。而这时中央银行通知宋子良，将购置大厦的款项首先偿还中央银行，傅筱庵还没摸到卖楼的钱，就被宋子良转给了中央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被釜底抽薪了。
到了端午节前夕，傅筱庵拼凑了一些有价证券，向中央银行要求抵押贷款300万元。没想到，过了端午节，突然接到中央银行电话通知：“账上没有头寸了。”傅筱庵就急忙跑到财政部，下跪叩拜，哀求，仍告无效。这时杜月笙继续在外边大肆散布，中国通商银行即将倒闭，存户纷纷提款挤兑。
傅筱庵只能再去乞求杜月笙，帮助维持残局。杜月笙又是假客气了一番。最后，傅筱庵双手捧着通商银行资产清册，奉交杜月笙，自己黯然下台。
中国通商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旧股折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财政部只同意旧股按一成半折价，也就是每100元按15元折成新股。中国通商银行仅存旧股款52.5万元，由财政部加入官股347.5万元。所有官股均由财政部以同额“复兴公债”拨充，杜月笙出任董事长。这应该是党国给予青帮的部分酬劳，而没能“与时俱进”，仍与政府抗争的江浙财阀，则被蒋介石彻底“玩”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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