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尴尬的就是私人资本，他们缺乏明确的独立性，或依附于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抗衡，或投向官僚资本的怀抱，以自主权去换得分红权。纯粹的私人资本在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他们要么被官僚资本或外国资本所吞并，要么被彻底边缘化。
当官僚资本遇到外国资本时，又体现出明显的依附性。蒋介石要打仗，特别是面对日本日趋紧迫的侵略压力时，不得不依靠欧美势力。
当然，蒋介石时代的初期，南京政府刚刚成立，中央银行仍然实力薄弱，不能发挥国家银行的职能，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继续承担着货币发行、公债发行、国债垫款、国库收支等央行业务，蒋介石实际上仍把江浙财阀的私有资本控制的银行体系当作了钱袋子，而中国当时最具实力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仍为江浙财阀中的私有资本所把持。
蒋介石和江浙财阀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发行公债，由江浙财阀牵头的几家大银行买下，自己认购一部分，其余部分再由银行出面在证券市场抛售。为此还成立了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张嘉H的老搭档李馥荪担任。而张嘉H本人则在1928年10月中国银行实行改组后，出任总经理。
江浙财阀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紧密地团结在政府的周围”，随着国民政府逐步扫平盘踞在中国的各大势力，江浙财阀控制的银行，各把一门，自然是财源滚滚，“张府小饭桌”上的大佬更是赚得盆满钵满。其中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不但债券承销做得好，而且由于他和美国银行业的“关系良好”，国民政府的美元借款基本都是由他负责的。
中国银行改组后，张嘉H到海外考察，筹集外汇资金，设置海外机构。到1934年，中国银行资产总额已达9.7亿元。张嘉H任期内，政府共发行了26亿元以上的内债，张嘉H为政府“效力”也应该说是可圈可点了。
到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金融体系形成了一种势力均势，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及背后的外国资本正走向一种“合流”，相互参股，共同发财。
不过，这仅仅是一种短暂的过渡，蒋介石追求的终极目标是金融集权。
蒋介石明白，要想实现金融集权，仅有中央银行还不够，关键是要统一货币。没有统一的货币，就不会有统一的财政，也就不会有统一的政治与军事权力基础。而统一货币的前提，就是必须首先确定货币本位。
为了实现货币本位的统一，南京政府决心推行“废两改元”，将货币本位由银两改为银元，所有纸币对应的价值基础均统一为银元计价。
当时的中国，银两的成色、重量、大小五花八门，交易买卖中的银两换算工作十分困难。而各种银元也十分复杂，市面通用的银元，有早年外国商人带进中国的西班牙银币——时称“本洋”，英国人最初做生意时，所用收的就是这种“本洋”。后来“洋庄”的业务越做越大，于是墨西哥银币——时称“鹰洋”，也逐步在中国通行起来。【6】中国各省也铸造了不少和“鹰洋”相似的“龙洋”，再加上各种仿铸的银元，真是令人眼花缭乱。
在流通中，各种银两、银元、铜钱之间的换算相当麻烦，而怎么兑换则是由钱庄说了算。要把市面上的银两全部废除，阻力主要来自于钱庄，钱庄就是干银两、银元和铜钱兑换业务的，统一货币，钱庄会失去兑换权，也就失去金融话语权。当然，蒋介石后来要搞金融大一统，钱庄这些“小虾米”自然是要收编的。
对于银元作为货币本位的问题，国民政府也算早有认识，还曾组织了一个专门的研究会，由宋子文主导，认为要废除银两改用银元，需要分步骤地推行。宋子文开始着手改革货币制度，席德懋再次“友情”参与了“废两改元”。
“废两改元”是一项难度极大的系统工程，不仅牵涉到中国的银行和钱庄，还牵涉到外国银行以及外汇的兑换。作为中央银行的代表，席德懋是“上海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从方案的设计到具体的实施，再到疏通协调各方，无不事必躬亲。
就在第五次“围剿”的前夕，在蒋委员长的亲自督导下，1933年4月，“废两改元”终成正果。
货币本位的统一，使得蒋介石货币统一的步伐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接下来，他要彻底控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树立中央银行的权威，完成金融集权的全面布局。
于是，蒋介石致电财政部长孔祥熙，措辞严厉：“国家社会濒于破产，关键乃中交两行，若不断然矫正，革命绝望而民生亦被中交两行断送。”矛头直指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只不过是个陪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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