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宸详细算了一笔账，得出结论：在休养生息政策下，一方面农民负担很轻，1940年征收的9万石粮食，只是年产量的6%左右，而在国民政府管辖下，四川农民的负担是边区的10倍！另一方面，农民手中是有粮食的。他在正月里走访的农家中有不少都在包饺子，和红军到达陕北前，十户中有九户人家没有隔夜粮的情况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经过深思熟虑后，南汉宸果断地决定，1941年征收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并且向农民声明，以前的借粮一律归还，第二年不再借。【1】
随后，财政厅出面组织了大批党校学员和工作人员到各县宣传，向群众讲清道理，让他们明白：要有军队，才能保家卫国；要有军粮，才能有军队。边区是中国最光明最幸福的地区，而边区人民的幸福是共产党军队创造的，也是靠军队来保护的。军队要保护人民，人民要供给军队；没有粮食，军队就无法生存。
通过宣传，征收粮草工作得到了百姓的谅解和支持，收足的粮草基本保障了边区的供给，使边区渡过了迫在眉睫的难关。后来，南汉宸考虑到土地革命后，农民贫富相差不大的情况，提出以各户实际收获量为依据的农业累进税制，使大部分农民负担农业税，多的多出，少的少出，公平合理，人人为抗战做出贡献。
粮食问题得到缓解，但棉布等日用必需品仍十分缺乏，只能从边区外运进来，而国民党又搞封锁卡脖子。南汉宸苦苦思考对策，他认为只有找到外面需要的物资，通过贸易才能打破封锁。通过调查研究，他发现陕北有三宝：食盐、毛皮和甘草，但是甘草体轻占地方，搬运起来很麻烦；毛皮产量有限，边区自己还不够用。于是，食盐成了唯一的选择。
当时，陕北的食盐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抗战以来，海盐为日军控制，无法运过来，而临近的其他产盐区产量逐年减少。陕北产盐区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西北地区主要食盐的供应地。有了食盐这样的战略物资，边区就占据了贸易的制高点。
为了解决盐场技术落后、产量低和运销条件差等问题，边区财政厅专门设立盐务局，负责食盐的生产和运输。盐务局组织军队参加打盐生产以提高产量；以合理的价格统一收购军队和百姓打的盐；鼓励百姓运盐，运盐户运费收入不交公粮，还可分得卖盐利润；财政厅拨款整修运盐道路，沿途设立客栈，解决路上的食宿和水草等问题。这些措施，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群众为了运盐赚钱，连大年初一都不肯歇。
国民党对边区运出来的盐，先是堵截，后来实在堵不住，又利用运输分散的弱点，让运盐户互相压价。针对国民党的阴谋，边区盐务局实行统购统销，先把运盐户的盐统一收购，等待时机再进行推销。当盐务局听说周围的产盐区都被日军占领后，马上把食盐价格涨了一倍，开始国民党当局还死撑着，不久盐务局就得到了准确情报，国民党当局的食盐库存快见底了，就不动声色等待他们上门。过了20多天，阎锡山方面就主动上门求购，几天后，西安胡宗南方面也憋不住了。
就这样，政府的运盐计划顺利完成，有力地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保证了边区的物资供给。
为了沟通边区和国统区的贸易，南汉宸还找到西安的帮会龙头。南汉宸早年参加革命，为了发动群众，曾经广交三教九流，在帮会中资格很老。此时他到西安，当地龙头大哥都要尊南汉宸一声前辈，听他调遣。南汉宸通过他们调动胡宗南部队里的帮会成员，把边区土特产送到西安出售，然后购买药品、布匹等边区急需的物资，解决了边区的燃眉之急。
除了掌握战略物资和打通贸易渠道，南汉宸和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提议独立发行边区货币，掌握货币发行权，以自己的货币来扶持贸易和经济发展，使边区度过了财政困难。
1941年边区赤字超过500万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42年实现盈余1000多万。从没有学过经济学的南汉宸，就是靠着实践中得来的经验和调查研究，成功地做了一回边区的“能为无米之炊的巧媳妇”，挽救了边区经济。
“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战争的重要武器。”【2】
——邓小平
1939年春天，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来函，严词质问边区政府为何发行面额1元的法币辅币和光华商店代价券，并强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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