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成败之鉴，陈立夫著，正中书局，1994年，第388—340页
〖21〗中国金融通史第四卷，洪葭管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第506—507页
为什么“皖南事变”之前，抗日根据地会丧失货币发行权？
为什么“物价本位”的“北海币”能够成功？
为什么人民币能够战胜恶性通货膨胀？
为什么中国一定要尽快偿还苏联的外债？
早在抗战时期，根据地就开始了以“物资储备”发行货币的金融创新，这种货币在完全没有金银外汇做储备的情况下，保持了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这在当时世界普遍采用以黄金储备来发行货币的情况下，堪称惊世骇俗。中国共产党的货币实践远比西方的货币理论更前卫。更为重要的是，亲手实践干出来的感觉和纸面上的理论探讨，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著名金融学者张宇燕曾这样评价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货币实践：“我们不无惊奇地发现，尽管规模和复杂性有所不同，今天人们谈论的美元霸权、欧元创立与欧元区扩展、金融自由化、货币战争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昔日边区政府尤其是银行行长都遇到过、讨论过并漂亮地处理过了。如果说今天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来自货币金融领域，那么数十年前根据地共产党人那一段勇于实践、积累经验、利用规律、科学总结的精彩历史，或许能够告诉我们许多东西。这其中特别包括那些诸如铸币税理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流通域’理论和通货膨胀理论。”
人民币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货币的完全统一。人民币之所以能够稳定币值，恶性通货膨胀之所以能够得到有效遏制，除了措施得力的主观原因之外，客观因素就是中国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四大平衡：预算收支平衡，断了通货膨胀的根；货币出纳平衡，固了币值稳定的源；物资供求平衡，抄了投机势力的底；外汇进出平衡，绝了货币恐慌的路。
人民币不与任何外币挂钩，从根本上杜绝了外国资本势力染指中国金融体系的可能性。完全独立自主发行的人民币，牢牢地守护着中国的金融高边疆。
1941年初的冬夜，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南汉宸，正匆匆走在去延安杨家岭的路上。一个小时以前，他刚接到毛泽东的紧急通知，便火速赶来。遥望前面杨家岭窑洞的灯光，在寒夜中感觉分外温暖。
大家简单寒暄后，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边区的困难情况。从1940年开始，日本加强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国民党政府与八路军、新四军之间的摩擦不断。1941年1月，终于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
之后，蒋介石政府断绝了对边区的财政拨款和援助。同时，对边区采取“封锁”和“围困”政策，禁止货物出入边区，号称“一斤棉花、一尺布也不许进边区”。而边区从1940年起不断发生严重灾荒，造成30年不遇的农业衰退。边区财政极度困难，可以说军政人员没饭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纸用，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
毛泽东对南汉宸说，形势非常严峻，蒋委员长不给我们开饭，我们揭不开锅了。可是我们又不能跳崖，不能解散，只能自己动手。
面对边区的经济困境，毛泽东怎么会想到了南汉宸呢？
因为南汉宸有丰富的革命经历和广泛的人脉。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初，他担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时，协助省主席杨虎城拯救陕西大旱后的经济危机，把陕西各方面整理得井井有条，财政收入养活了政府人员和5万西北军。中央决定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厅长，做“能为无米之炊的巧媳妇”，解决边区四五万军政人员的穿衣吃饭问题。
南汉宸临危受命，当起了边区的大管家。
南汉宸的当务之急就是找粮食，没有饭吃的军队不仅打不了仗，连生存都成问题。情况的确相当严重，粮食局仓库已被刮得露出了地皮，管理员小心翼翼地从地上拾起一颗颗米粒，才凑齐了一盆，为中央来的首长做了一顿年夜饭。
经过仔细调查，南汉宸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抗战初期，边区脱产干部和军队规模小，外来的援助多，政府实施休养生息与让利于民的政策，几乎不向农民征收粮食。但随着军政人员增加，马匹数量上升，需要的粮草越来越多，但边区政府仍不愿向百姓征粮，才造成1941年的困难局面。
南汉宸认为，如果政府财政总是强调量入为出，而不从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一味强调“仁政”，那就成了“宋襄公之仁”。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边区老百姓应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政府要向老百姓征收粮食，是因为历史要求政府为人民做更多的事，要为打败侵略者进行必要的物质准备，那种片面的“仁政”观在战争年代是行不通的。1940年本来需要14万石粮食，却只征了9万石，差额还要临时抱佛脚向老百姓两次借粮，一次购粮，百姓反而觉得不堪其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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