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自然会公正客观地对李德有个评说。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描写李德：
李德是个心灰意冷，饱经沧桑的前普鲁士军官，在他骑上马同红军一起出发长征时，也是个变得聪明了一些的布尔什维克。他在保安向我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当时他的地位已降到极其次要的地位——但是他们都已埋葬了过去的不愉快的感情。
但是，应该为李德说句公道话，他在江西应负的责任的实际程度可能被夸大了。实际上，他成了共产党为自己吃了大亏进行辩解的一个重要借口。
他成了一个骄横跋扈的外国人，害群之马、替罪羊，能够把大部分责任归咎于他，总是使人感到宽心的事。但是实际上几乎无法相信，不论由哪个天才来指挥，红军在遇到了他们在第5次围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仍能胜利归来。无论如何，这次经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可能从中受益，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不会重犯了。
通过李德和博古的失败，给以后的黎平会议打下了一个基础。具有历史意义的还是著名的“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掌握了兵权，才有了陕北的胜利会师。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了。
红军主力走后，灾难随之降临到苏区人民的头上。
项英刚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会有这么大的灾难。他和陈毅在战术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他没有说服陈毅，同时陈毅也没能说服项英。
项英却说服了同时留下的贺昌。项英对红军主力暂时的离去是非常乐观的，他相信不久的将来，主力就会回来。于是他提出了“保卫苏区等待红军主力回头”的口号，把散居在各处的独立师、团集中在一起，准备打大仗。
后来在瑞金湾塘冈，伏击了敌人东路军的1个师，那一场战斗虽然击溃了冒进的敌人，自己的损伤也很惨重。
紧接着敌人集中了4个师的兵力，对留在苏区的红军主力24师进行围追堵截。双方终于在赣县牛岭遭遇，24师和独立3团、11团被敌人击溃，最后红军主力杀出重围。
牛岭惨败之后，苏区的形势日益恶化，敌人把主力集中在于都和会昌之间，对红军的部队进行重点“围剿”。这时在南线的陈济堂也得到了命令，向会昌一带逼近。
一时间，整个中央苏区，四面楚歌。项英这时才意识到中央苏区可怕的灾难已经不可避免了。
到了1935年2月，留在苏区的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机关和调集起来的部队，完全被围困在狭小的仁凤地区。
在这种时候，陈毅在中央分局会议上，多次提出把主力化整为零，分散出击，牵制敌人的游击战术。项英却仍坚持自己的主张，尤其在这种时候，项英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坚持等待中央的指示。
1935年2月13日，项英终于得到了中央的指示，也是最后一份指示。
中央分局：
……立即改变你们现在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以一连人左右为游击队，应是基于的普通形式。这种基于队在中央区及其附近，应有数百支……较大地区设置精干的独立营，仅在几个更好的地区设置精干的独立团……依此部署之后，把那些多余的团营，应都以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中起来，不利则分散下去，短小精干是目前的原则。同时普遍发展群众游击组，把多余的弹药分配给群众，最好的干部到游击队去……游击队应紧密地联系群众，为群众切身利益而斗争……彻底改变目前的斗争方式，转变为游击区的方式……占领山头，机动灵活，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蛮打硬干过分损伤自己是错误的，分兵防御是没有结果的……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分局手里应有一个独立团，利用蒋粤接壤，在赣南闽西一带转动，最忌瞄着一地，地方领导机关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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