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的第3军团在战场上总是首当其冲，彭对这种打法颇为恼火。李德和博古来前线视察和指挥作战时，彭痛心地报告说：战斗的第一天就损失了1000人，派去守卫“永久性”碉堡的一个营全部牺牲。这个碉堡群是根据李德的命令修筑的，国民党飞机、大炮的轰炸把阵地夷为平地，而红军既无飞机也无大炮。彭指出，这个仗不能这样硬打。
当天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李德说彭应该发动反击，彭反问他军队没有子弹怎么反击？彭激动得几乎喊起来，说李德的命令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即在李德指挥期间）红军没有打过一场好仗！他继续高声喊道：
“你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只不过是地图上和纸上谈兵的战术专家！”
彭德怀接着说：“多亏红军战士觉悟高，否则第1、第3军团早就被全军消灭了。”彭喊道：“你的计划造成了大量的牺牲，难道你的良心不感到责备吗？你就不心痛吗？”彭德怀把李德比作“崽卖爷田”那样不感到心痛的人。翻译伍修权把彭的话翻译了过去，但是他听不懂子孙卖地的故事。杨尚昆将军解释说，这是湖南人的说法，彭总是以此批评李德随随便便牺牲红军战士的生命。
李德当时并没有发火，这使彭感到惊异，原来伍修权在翻译时缓和了他的措辞，他请杨尚昆将军再给翻译一遍，这回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李德听明白了，李德开始咒骂他，说他是“封建脑袋”。彭德怀也不客气地回敬了他，然后收拾起自己的背包，准备被调回瑞金，撤去指挥官的职务，被审讯，判刑，准备丢掉党籍，甚至枪毙。他回忆说：“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什么都不在乎。”使他惊讶的是，居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李德也不是不近情理的人。
由于王明路线，使毛泽东等人受到了排挤，博古就是在这时被指派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那时他才二十四五岁，论资历，论水平他都无法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相比。历史有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王明远在苏联，他是想在中国找到自己的一个化身，就这样，博古被推到前台。
对博古自己来说，获得如此高的权力，使他感到既紧张又兴奋。他自己也清楚，无论是能力还是资历都还欠着火候。当历史把自己推到这样的舞台上，他便想方设法扮演好这个角色。
十几万红军命运的决策权，一下子落到了他的手中，他自己有时也感到惶惑不安，在最高“三人团”中，他不能不倚重李德和周恩来。马列的书他不知研究多少遍了，军事上他却几乎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就是作战理论也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经过短期集训，这种纸上谈兵的短训，对他领导十几万红军破除蒋介石几十万到百万大军的“围剿”毫无用处。而李德头头是道的军事理论，还有李德那不同寻常的身份，使他很快对李德言听计从，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国际共产组织派来的军事顾问，掌握起了红军命运的重任。在最高“三人团”中，就是周恩来有不同意见，也是二票对一票的局面，所以说周恩来除执行命令，做一些具体工作外，在决策上很难有所作为。而中国毕竟不是德国，更不是苏联，李德那一套街垒作战经验和城市革命的经验，在苏区就显得弱不禁风了。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最后西征初期的失利也就不足为怪了。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里，是这样介绍博古的：
博古是我遇见过最有风度、有趣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也是政治局最年轻的成员。他个子较高，身材瘦长。确实，他总处在极度兴奋之中，动作急促而不协调，常常爱神经质的哈哈大笑，他的牙齿前突，眼睛外鼓，特别是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眼球好像向外突出。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尔爵士称他是“怪人”。他喜欢打网球，打扑克，他总是理着很短的寸头，好似一把硬刷子在头顶，他头脑反应很快也许比周恩来还要敏锐……
1926年12月，博古一行60多人从海参崴登上了去莫斯科的列车。列车穿越西伯利亚时，到处是白茫茫的草原和树林，到处是严寒和冰雪。那时他的心里是热的，他一想起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他就想大喊大叫几句什么，最后他们一行人，凭着自己的毅力，战胜了严寒和饥饿，终于来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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