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山大学的教授多数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长卡尔·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派的拥护者。博古认为拉狄克是一位了不起的校长，博古一行人到校后，正值拉狄克讲中国革命运动史的课，他首次从拉狄克的嘴里听到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心和清政府的无能。后来拉狄克卷入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权力斗争的漩涡中，使拉狄克丢掉了校长职务。原来的副校长米夫接替了拉狄克，那时的米夫才26岁。
在米夫担任校长期间，他在大学里建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他把托洛茨基派的教授免职，博古的热情奔放很快赢得了米夫的喜爱。王明也赢得了米夫的器重。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米夫便偕同器重的学生王明参加了会议，直到8月才回到苏联。
米夫参加中共五大，在中国停留三个月后，便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同时得到了斯大林的重用，便被提升为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并委托他筹备中共六大。
五大，陈独秀一伙便把毛泽东排斥在大会以外，陈独秀当选为书记。那时，毛泽东那一套办法根本没有人承认，博古更是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只不过是像李自成一样的农民起义领袖而已。这些留苏的中国学生，强烈地受着俄国革命胜利的影响，国际组织又左右着苏区的政治和军事。这些留苏学生无一例外地回到苏区后都被委以重任，后来把毛泽东排斥在外也就不足为奇了。
博古瞧不起毛泽东那一套，他推崇的却是李德对俄国革命胜利经验的照搬。
于是，便有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到长征初期的失利。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说：长征前夕，参军的人源源不断，组成了新编8军团。第34师和减员较大的3军团也补充了战斗力。红军队伍不断扩大，各县男子已所剩无几。1933年，长岗乡407名青年中有320名参加了红军，只剩下了妇女和老人，瑞金县自毛泽东第一次到那儿至1934年10月，有近5万人参加了红军，1933年到1934年的一年里，有2万多人参军，仅1934年5月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就有2000多人参军。这些参军人员中，大多数参加了长征，该县为革命牺牲的人达1．76万多人，还不包括被国民党报复残杀的5万多人……
为了动员青年参军，他们想尽了种种办法，军属在商店购物可以享受5％的折扣，有时还免征税收。红军家属的土地有人代耕。如果战士在前线牺牲了，烈属可以得到抚恤金和免费劳力。向军属发了军属证和辉匾，烈士家属门前挂着用大红纸写的光荣榜，还有一些慰问品，包括最稀罕的盐以及火柴和大米……
于英走在于都郊外的山路上，9月的于都仍然很热，阳光金灿灿地照耀着，山路两旁的树木葱笼一片，叫不出名的鸟叽啾一片。于英走得很急，汗水早已打湿了她的发梢和飘在额前的刘海儿。她戴着一顶红军的八角帽，帽子前方缀着一颗红星，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在腰际左右摇晃着，红底白花的土布衫也已被汗水浸湿了，紧紧地贴在胸前后背，腰身便显得更加好看。于英这一年只有17岁。她已经在于都工作快有一年了，经她动员参加红军的青年已有45人，她这次去大垅村动员那里的青年参军，她已暗暗给自己定了个指标，那就是经她动员参军的青年要突破50名。红军就要有行动了，不用别人告诉她，从整个红军的气氛和迹象中，她能够看得出来。她要赶到红军开走前完成她扩红的50个名额。于英走在山路上，想象着自己的宏伟计划，她内心里充满喜悦和甜蜜。
于英自从参加了妇女工作，便把妇女委员会当成家了。她已经没有家了，她的老家在广昌，广昌保卫战失利后，广昌便落到敌人手中。于英的家就在广昌郊外那个大望村里。她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回过大望村了，她7岁那年被父母卖到了于都郊区，给一个姓胡的土财主家当童养媳。她记得离开大望村那一年是个冬天，那一年冬天在她的记忆里特别的冷，于英家大小有7个孩子，她排行老三，大哥那年11岁，二哥9岁，她的下面还有４个弟弟妹妹，一张木板床上，躺着他们7个孩子。只有一条露出棉絮的被子盖在他们身上，窗外的风很大，天阴着，飘着零星的雪花，雪花落在地上很快就化了。父亲站在门旁向路上张望着，吃了早饭以后，父亲已经在那里张望了有一个时辰了。父亲已和人定好，今天就是来接走于英的日子。那天早晨，母亲很早就起床了，先是把7岁的于英叫起，帮她洗了脸，又梳了头，把二哥身上那件夹袄穿在了她的身上，母亲没有钱给孩子们买衣服，孩子们穿的衣服都是父母穿破的，又改成小的，父母不能没有衣服，他们还要到外面去干活，家里这些孩子，只有大哥和二哥才能穿上父母旧衣服改成的夹袄，那时大哥和二哥已经能帮助父母干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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