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岁的病蹋前时光变得异常滞重冗长，南方的梅雨嘀噜嗒嗒个不停，我的小便也像梅雨一样解个不停，我恨室外的雨，更恨自己的出了毛病的肾脏，我恨煤炉上那只飘着苦腥味的药锅，也恨身子底下咯咬咯吱乱响的藤条躺椅，生病的感觉就这样一天坏于一天。
有一天班上的几个同学相约了一起来我家探病，我看见他们活蹦乱跳的模样心里竟然是一种近似嫉妒的酸楚，我把他们晾在一边，跑进内室把门插上，我不是想哭，而是想把自己从自卑自怜的处境中解救出来，面对他们我突然尝受到了无以言传的痛苦，也就在门后偷听外面同学说话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我是多么想念我的学校，我真正明白了生病是件很不好玩的事情。
病蹋上辗转数月，我后来独自在家熬药喝药，凡事严守医嘱，邻居和亲戚们都说，这孩子乖，我父母便接着说，他已经半年没沾一粒盐了。我想他们都不明自我的想法，我的想法其实归纳起来只有两条，一是怕死，二是想返回学校和不生病的同学在一起，这是我的全部的精神支往。
半年以后我病愈回到学校，我记得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在操场上跳绳，不知疲倦地跳，变换着各种花样跳，直到周围站了许多同学，我才收起了绳子。我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的病已经好了，现在我又跟你们一模一样了。
我离开了九岁的病塌，从此自以为比别人更懂得健康的意义。
我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生于苏州家中。是小年夜的夜里。那夜我母亲原来准备去厂里上夜班的，仓促间把我生在一只木盆里。这当然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童年时代在苏州城北一条古老的街道上度过。那段生活的记忆总是异常清晰而感人。我的许多短篇小说都是依据那段生活写成，诚如许多评论家所说，是“童年视角”、“童年记忆”，这肯定是些幼稚单薄的东西，不好意思。
我从小就听话，在学校里听老师的话，在家里听父母的话，在孩子堆里听孩子王的话，有一年我生了病，很严重的肾炎，医生不让我吃盐，我就听医生的话，将近半年时间没沾一粒盐。到了现在，我也依然很听话，听领导的话，父母的话，妻子的话，还有朋友的话。有一位朋友建议我去买一台微波炉，我就去买了，结果发现我根本不需要微波炉。我妻子说，不需要你就再卖给别人吧，便宜一点也行，于是我就把它降价卖给了别人。
我从来不具有叛逆性格和坚强的男性性格，这一点也让我不好意思。
我唯一坚定的信仰是文学，它让我解脱了许多难以言语的苦难和烦忧，我喜爱它并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我感激世界上有这门事业，它使我赖以生存并完善充实了我的生活。
我小时候家境贫困，从来没有受到过修养的操练和艺术的熏陶。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我二姐喜欢文学，她经常把许多文学名著带回家中，那是她向别人借的。借期往往很短，三至五天，她一天看完轮到我看。我有时候在一个下午读完《复活》或者《红与黑》，读得昏头昏脑，不知所云，但我仍然执着于这种可笑的不求甚解的阅读。也许因为这些书，使我回避了街头少年的许多不良恶习，我总是静坐家中，培养了某种幻想精神。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写过小说，还投稿了，结果当然是退。我还写诗，最初的诗写在一个塑料皮笔记本上，现在还留着。从来没再翻阅过，但我珍惜它们。
一九八０年我考上北师大，九月初的一天我登上北去的火车，从此离开古老潮湿的苏州城。在经过二十个小时的陌生旅程后我走出北京站。我记得那天下午明媚的阳光，广场上的人流和10路公共汽车的天蓝色站牌。记得当时我的空旷而神秘的心境。
对于我来说，在北京求学的四年是一种真正的开始。我感受到一种自由的气息，我感受到文化的侵袭和世界的浩荡之风。我怀念那时的生活，下了第二节课背着书包走出校门，搭乘12路公共汽车到西四，在延吉冷面馆吃一碗价廉物美的朝鲜冷面，然后经过北图、北海、到美术馆看随便什么美展，然后上王府井大街，游逛，再坐车去前门，在某个小影院里看一部拷贝很旧的日本电影《泥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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