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我不必从头细说。我只记得我的生活在这一年里变化太大了。
我女儿天米是这年二月出生的，我做了爸爸，对于妻子和女儿我都有太多的愧疚。我一个人在南京过追逐自在的日子，妻子在苏州拉扯着女儿。我的懒惰和自私几乎酿成过大祸，那是妻子怀孕七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回苏州，恰巧妻子那天原因未明地咯血，是在深夜，妻子用脸盆接住那些血，她见我睡着了不忍叫醒我，但我醒来了，我看见了脸盆里的半盆血。但我说，怎么吐了这么多血？说完就又睡着了。我妻子第二天住进了医院，医生说若再拖延就大人孩子都危险了。我惊出一身冷汗，在医院陪伴妻子时，我经常接受一种残酷的拷问，你是人还是畜牲？我当然要做人，也许我的懒惰和自私的习性从此有所好转了。
八九年国庆节前夕。我母亲被检查出患了癌症。母亲辛劳了一辈子，拖着病体带了四个孙子、孙女、外孙女，她一辈子的生活目标就是为儿女排忧解难，当知道了癌症结果时，我们一家人都陷人了一种绝望的境地。我自欺欺人地期望于现代医疗技术，但心里已经有一块可怕的阴影挥之不去。
我母亲动手术后的某天，我在去医院的路上顺便拐进邮局，买了一本刚出版的《收获》杂志，上面登载了后来给我带来了好运的《妻妻成群》，现在我常常想起这里面的因果关系，想想就不敢想了，因为我害怕我的好运最终给母亲带来了厄运，当我在我的文学路上“飞黄腾达”的时候，我母亲的生命却在一天天黯淡下去，我无法确定这种因果关系，我害怕这种因果关系。
我记得母亲从手术室出来之前，医生已经宣布母亲的病不可治愈了，我记得我当时想掐住医生的喉咙，不让他说出那句话，但最终我什么也不做，什么也做不了。一九九０年炎夏之际，我抱着牙蜒学语的女儿站在母亲的病榻前，女儿已经会叫奶奶，母亲回报以宁静而幸福的微笑。我在一边心如刀绞，深感轮回世界的变幻无常，我有了可爱的女儿，慈爱的母亲却在弥留之际。
七月母亲去世，她才五十六岁。
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年
这段时间近在咫尺；我的生活似乎非常平淡，我和妻子女儿住在南京市中心一栋破旧的阁楼上过我的日子，窗外汽车喇叭声不断，窗内就是我生活最重要的空间，白天读书、会友、搓麻将，夜里写到深更半夜，不常出门，做了江苏作协的专业作家，不必天天去上班了。我喜欢这种平淡随便的生活。
假如有更好的生活在召唤，我就等着，假如没有更好的，这样也不错，我就这样生活下去吧。
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的文学逐渐步入了艺术的殿堂。今天我们看到为数不少的具有真正艺术精神的作家和作品涌现出来。这是一点资中，我们不妨利用这一点资本来谈谈一些文学内部和外层的问题。不求奢侈，不要过激。既然把文学的种种前途和困境作为艺术问题来讨论、一切都可以做得心乎气和，每一种发言都是表现，这就像街头乐师们的音乐，每个乐师的演奏互相联系义相对独立，但是你看他们的态度都是宁静而认真的。
一形式感的苍白曾经使中国文学呈现出呆傻僵硬的面目，这几乎是一种无知的悲剧，实际上一名好作家一部好作品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形式感的成立。现在形式感已经在一代作家头脑中觉醒，马原和莫言是两个比较突出的例证。
一个好作家对于小说处理应有强烈的自主意识，他希望在小说的每一处打上他的某种特殊的烙印、用自己摸索的方法和方式组织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对话，然后他按照自己的审美态度把小说这座房子构建起来。这一切需要孤独者的勇气和智慧。作家孤独而自傲地坐在他盖的房子里，而读者怀着好奇心在房子外面围观，我想这就是一种艺术效果，它通过间离达到了进入（吸引）的目的。
形式感是具有生命活力的、就像一种植物，有着枯盛衰荣的生存意义。形式感一旦被作家创建起来也就成了矛盾体，它作为个体既具有别人无接替代的优势又有一种潜在的危机。这种危机来源于读者的逆反心理和喜新厌旧的本能，一名作家要保存永久的魅力似乎很难。是不是存在着一种对自身的不断超越和升华？是不是需要你提供某个具有说服力的精神实体，然后你才成为形式感的化身。在世界范围内有不少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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