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四年我中业分配到一所艺术学院工作。那一年我二十二岁，比这所大学的大部分学生年龄还小一些。我喜欢这个小小的形状像盆地的学校，我喜欢那些穿衣服穿得标新立异常常在路上引流高歌的学生，要知道我是个崇尚艺术的人，但是我很快发现我在这里是个局外人，别人都忙忙碌碌的，我却每天在做辅导员的工作，辅导什么？我不知道，我记得我主要是为学生领取助学金，召集卫生清扫工作，唯一一次出差是去外地调查一个女学生的不检点的私生活。
我每天在宿舍里写我的小说。夜里写得太迟，第二天就爬不起来，去办公室总是迟到，而且经常级着拖鞋，手里夹着劣质香烟。起初我的上司还要我写入党申请，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发现那是不现实的。他们后来就习惯于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目光阴视我了。
我写了一堆小说，拼命塞给南京的一些文学编辑看，希望他们赏识并发现我，另一方面我的灼热的投稿机器也一直隆隆运行着，无弦停止，我把自己想象成马丁。伊登，我比他更加渴望成为作家。
初到南京，开始挣工资，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我认识了一些志趣相投爱好文学的朋友。他们使我的生活忙碌而充实起来，通过其中的几位朋友我朝文学圈子里试试探探地伸入一只脚，与文学圈发生联系使我非常激动，我总在暗暗地想他们快要赏识我了，他们已经开始赏识我了，他们在谈论我的小说了。
这一年我写了短篇小说《桑园留念》，是我第一篇真正的小说。
一九八五——九八六年
八五年年底，我离开艺术学院到《钟山》杂志做了编辑，这个称心如意的职业来之不易，一是靠朋友的帮忙，二是靠我发表过的那些小说。我离开学校是狠灰溜溜的，学校的领导在我欲调未调时期，总是用很关怀的口气问我，小童，什么时候调啊？
我自认是个善良的好人，尽管小节上有些缺陷，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如此不讨人喜欢。
《钟山》编辑部周围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学氛围，在这里每天所干的事所遇见的人都与文学有关，还经常坐飞机去外地找知名作家组稿，我的生活一下子充满了阳光。
但是我的小说稿依然像放养的家鸽飞回案头，这使我很沮丧，直到八六年下半年，有一次我在外地出差组稿，看到刚出版的《十月》杂志上登了我的一个短篇，这是我第一次在有名的大刊物上发表作品，立刻买了杂志在火车站候车室看了起来，看自己的四千多字的短篇，自怜自爱地看了好几遍，差点误了火车。
又过了两个月，《收获》杂志也发表了我的另一个短篇。我觉得希望之门已经向我开启了。
无数个夜晚我睡在编辑部的一堆办公桌的空隙里，一张钢丝床、一支钢笔和用不完的稿纸，冬天升煤炉取暖、夏天点蚊香熏虫，每天都在那座宫殿式的房子里写我的小说。每隔一个月就回苏州看看我的父母，并和一个邻居姑娘谈了恋爱。
那样的生活很有规律，同时也很有野心。因为我看见那扇希望之门已经可以容我侧身通过了。
一九八七年——九八八年
我记得八七年二月是我的好运月，当时引人注目的三家刊物《上海文学》、《北京文学》、《解放军文艺》同时在二月号上发表了我的短篇。奇怪的是，自此没有谁来阻扰我的强烈的发表欲望了，那些周游全国的稿件一一有了令人满意的答复，自此上帝开始保佑我这个被文学所折磨的苦孩子。
这年《收获》杂志发表了我的第一个中篇《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收获》杂志从此成为我最理想的投稿阵地，后来他们每年都以重要的版面登载我的作品，这种合作关系一直延续至今。
我觉得我应该结婚了，于是我和我妻子就结婚了，现在翻开我的结婚照，一副肥头大耳红光满面踌躇满志的劲头，过早认为自己已经功成名就。
八八年一年我发表了无数作品，其中许多是八六年前的作品。开始有评论家评论我的作品，我偷偷地屏住气看那些评论，然后对朋友说，我不看评论家的东西，他评他的，我写我的。
一九八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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